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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
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派了一支工作组，由陈赓、黄克诚带队，开到南京刘伯承办的军事学院。工作组成员找学员谈话，连着谈了好几天。导火索是一封寄到北京的告状信，信里说学院管得太严——什么“六小时一贯制”的课表，什么“三堂会审”的考试，还有人反映下级给上级擦皮鞋。刘伯承办学用的是苏联那套模式，课程设置、操课制度基本照搬苏联军校。一帮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将军被按在教室里坐六小时，确实吃不消。工作组调查后给军委写了报告，措辞很重：“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彭德怀看过报告当场拍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刘伯承那时正躺在上海医院里。1956年冬他就因为脑病离开了南京，走的时候站在寒风里对送行的人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说完眼里含了泪。可彭德怀的话还是传到了他耳朵里。彭德怀那句“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指的是红军时期的一个人——余天云。余天云是红四方面军猛将，20出头就当上30军军长。长征路上，他被送到刘伯承当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培训。这人文化底子薄，脾气暴躁，跟教官因为战术问题吵起来，竟拔出了枪。刘伯承按规定关了他禁闭，余天云觉得丢了面子，羞愤之下跳了崖。这事本来跟刘伯承没直接关系，可二十多年后被翻了出来。其实彭德怀自己也是教条主义的受害者，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瑞金瞎指挥，逼红军打阵地战。广昌一仗，红军伤亡5500多人，彭德怀气得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所以他对教条主义恨得很深。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是中央定下的大方针，，毕竟一穷二白连正规军校都没有，不学苏联学谁？刘伯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扛起了办学重任。从1951年到1956年，他把一所只有4个系、750名学员的草创学校，发展成12个系、3000多人的综合军事学府。全军57个上将，56位都在军事学院深造过。可问题也在这里：教材用苏联顾问写的讲义直接翻，训练按苏联操典照搬，我军自己的经典战例反而不讲。毛主席后来拍了桌子：“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后来刘伯承接了进京开会的通知。去北京前一宿没合眼，眼球红得吓人。到了北京一查，青光眼犯了，眼压飙到73度，人直接住进医院。毛主席知道后说让刘伯承好好休息，可以不参会，邓小平也说不要搞得太紧张，陈毅跑到医院嚷：“你写啥子检讨嘛！我替你写，一百个字就行！”可刘伯承还是决定去。7月10日，怀仁堂里一千多号人等他，他被两人搀上台，全场将士起立敬礼，掌声雷动。刘伯承扶扶眼镜开始检讨，讲学院创办初期如何遵照军委指示，讲自己身体不好放松了政治领导，讲太迷信苏联现代技术。说到动情处声音发抖，话都接不上，大厅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等他讲完，台下又是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刘伯承过了关，可萧克、李达被反复要求检讨，最终双双撤职降职。还有蔡铁根这样的大校，后来在特殊年月里因为坚持当年的观点被枪毙。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从北京刮向全军，持续了几个月。这场风波过了二十年，真相才慢慢浮现，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说得更直白：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一个是反教条主义。1986年，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中央在悼词中写道，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老先生身上九处负伤，一只眼睛在战场上不施麻药生生剜掉。这样一个硬骨头，在怀仁堂作检讨时台下响起的是掌声，不是骂声，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