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旅居北京时，从中药铺开了一些龙骨作药引。在敲碎这些龙骨时，从中发现一小块酷似人类牙齿的骨头，凭着职业敏感度，哈贝尔认为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骨头。 那个年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刚提出来没多久，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疯狂寻找证据，尤其是那个传说中的“猿人”，也就是从猿到人之间那个关键的“缺失环节”。施洛塞尔的发现，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东方，他大胆预言：中国，可能会找到人类起源的关键证据。 这个预言，像一声发令枪，让一个瑞典人坐不住了。他叫安特生，当时是北洋政府花重金聘请的地质顾问。安特生是个狂热的“龙骨”爱好者，他敏锐地把施洛塞尔的发现和北京西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联系了起来。因为他听说，那里盛产“龙骨”。 一开始，安特生运气不太好，在周口店的鸡骨山挖了半天，啥也没发现。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一个当地老乡给他指了条明路：“别在这儿挖了，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儿的‘龙骨’又大又好。” 这一指，就指向了历史。那个地方，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龙骨山。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师丹斯基，在那里的一个废弃石灰岩洞里，挖出了一些奇怪的石片，有人工打磨的痕迹。安特生激动地对助手说：“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里会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可惜，安特生自己并没有亲手挖出那个惊世的发现。几年后，他的助手带回瑞典的化石里，清理出了两颗古人类的牙齿。1926年，借着瑞典皇太子访华的机会，安特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里，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发现，并为这个古人类的发现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北京人”。 “北京人”横空出世，但光凭几颗牙齿，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真正的突破，需要一个更直接、更震撼的证据。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是一位年仅25岁的中国年轻人——裴文中。 1927年起，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周口店开始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两年过去了，一无所获。就在1929年12月2日，发掘工作即将因天气寒冷而停止的最后一天，裴文中钻进了一个幽深狭窄的洞穴里，想做最后一次努力。 在摇曳的烛光下，洞穴深处的泥土里，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半露着。裴文中凑近一看，激动得大喊出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那一天，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埋藏了五十万年后，重见天日。为了把它完好无损地带回北京，裴文中用自己的棉袄和被子，像包裹婴儿一样层层包好，又用炭火小心翼翼地烘烤了整整三天三夜，才让脆弱的化石变得坚固。 这颗头盖骨的发现，彻底终结了所有的争议。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人类远古历史的大门，直接将人类可考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整整五十万年。 接下来的几年，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年轻的考古学家贾兰坡接替了裴文中，在1936年11月，短短一个月内，他奇迹般地接连发现了另外三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的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然而，盛世荣光之下，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周口店的发掘被迫中断。那五颗无价的“北京人”头盖骨，连同山顶洞人的化石，被秘密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保险柜里。 协和医院当时是美国资产，算是日军铁蹄下的一片“安全区”。但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阴云密布，这片安全区也岌岌可危。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必须将这批国宝转移到更安全的美国暂存。 计划是，将化石伪装成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私人行李，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秦皇岛，再登上“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前往美国。 1941年12月5日，两个装有国宝的大木箱，被悄悄运离了协和医院。这是它们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两天后，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第二天一早，日军冲进协和医院，直奔保险柜，但里面空空如也。几乎同时，“哈里逊总统号”在长江口被日军击沉。而那列载着国宝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车，刚到秦皇岛，就成了日军的俘虏。 “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人间蒸发。 从那一刻起，这批人类的至宝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它们到底在哪儿？ 几十年来，线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被证伪。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垂死的侵华日军老兵说，他当年奉命把化石埋在了北京日坛公园的一棵古松树下，还在树上用刀刮掉了块树皮做记号。专家们兴冲冲地赶去，果然找到了那棵有标记的松树，用最先进的仪器探测，发现地下确有“异常信号”。可当他们挖开三米深的土层，却发现所谓的“异常”只是一层钙质结核。 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熄灭。从裴文中到贾兰坡，那些发现“北京人”的学者们，带着终生的遗憾相继离世。他们被安葬在周口店龙骨山上，永远守望着那片埋藏着人类起源秘密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