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时期，强奸罪是要被判死罪的。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性开放，男女婚前在一块睡觉出现了热潮。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1980年代初，城市工厂开始引入市场机制，乡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的流动性增强，旧有秩序被打破。这导致犯罪率上升，1980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75万起，1981年增至89万起，1982年虽略降至74万起，但抢劫、杀人、强奸等重罪仍频发。 中央认识到治安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1983年8月出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全国人大通过相关法律，将强奸罪纳入死刑范围，并授权地方司法机关快速判决。从1983年至1986年，全国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死刑执行超过2.4万人。这种高压政策旨在快速恢复社会稳定，但也反映出当时对犯罪零容忍的态度。 强奸罪在严打中被视为重中之重，判决往往从严从快。河北承德地区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件，两名年轻女子被犯罪分子用面包车绑架至荒山窝棚，遭受多日侵害，直至村民发现异常报警，公安迅速行动将罪犯抓获，主犯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类似，北京北海公园在1981年有三名女学生被逃犯尾随拖至隐蔽处侵犯，案发后罪犯很快被捕并枪决。这些案件的快速处理，震慑了潜在犯罪者，但也凸显出女性权益保护的紧迫性。上海的胡晓阳和陈小蒙案更具代表性，这两人利用高干子弟身份，从1983年起诱骗并侵犯51名妇女，1986年在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判死刑执行。这样的案例显示，严打不分身份背景，一视同仁，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社会风气开始转变。西方文化通过书籍、电影和交流传入，年轻人对传统婚姻观念产生质疑。婚前同居现象从城市向乡村扩散，1980年代初，初婚前同居比例在男女中约为4%，到1990年代进一步上升。这反映出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人们追求情感自主，但也面临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农村青年往往在田间或夜间约会，城市恋人则在宿舍或租房中尝试亲密生活。这种热潮源于经济独立和教育普及，但也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 严打政策下，流氓罪成为一个宽泛的罪名，涵盖了从暴力犯罪到道德违规的行为。西安的马燕秦案就是一个例子，她组织家庭舞会吸引300多人参与，结果被认定为流氓犯罪集团，涉及诱导不正当关系，最终与两名同伙在1985年公审后被判死刑执行。歌手迟志强也因参与跳舞和恋爱活动，被判流氓罪入狱4年，期间创作了歌曲铁窗泪，出狱后销量达上千万张。 这些案件说明，严打不仅针对重罪，还延伸到日常生活，旨在维护社会道德底线，但有时边界模糊，导致部分判决引发争议。 高压与开放的碰撞，制造了社会张力。一方面，犯罪率短期内下降，公众安全感提升；另一方面，年轻人自由表达情感的尝试，常被纳入流氓罪范畴。1983年至1987年，严打运动分三阶段推进，第一战役逮捕超过100万人，判死刑2.4万人。这种铁腕手段虽有效果，但也付出代价，如审讯程序简化可能导致个别冤案。婚前同居热潮在高压下被压制，但根源在于改革开放的深层影响，人们开始重视个人幸福而非集体规范。 严打结束后，社会治安确实改善，但运动的长期影响值得反思。到1987年，运动基本收尾，犯罪回潮现象虽存在，但整体控制在可接受范围。1997年新刑法修订，废除了流氓罪，将其拆分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具体罪名，死刑适用范围缩小，仅限于极端暴力情形。这标志着法治从运动式转向制度化，社会对婚前同居的态度也渐趋宽容，离婚率从1980年的低点逐步上升到2019年的较高水平，反映出家庭结构的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