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华国锋已不打算再参加国宴，邓颖超轻声劝他：最后一次了 1980年9月，华国锋卸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此后几个月内，他又先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等职位，开始远离权力核心的生活。这种转变源于党内对领导体制的调整，他选择主动让贤，避免了潜在的冲突。退居后，他的生活节奏趋于平静，主要在北京的一处住所度日，减少了对外接触。同期，中越关系因越南内部政策变化而趋于紧张。 越南资深革命者黄文欢，早年在1930年代就与中国建立联系，曾在南京和昆明等地从事活动，与中方人员结下友谊。越南独立后，两国一度保持外交合作，但胡志明逝世后，越南领导层出现变动，黄文欢的地位受到影响。1976年越南党内会议上，黄文欢未能进入新一届领导集体，随之而来的是监视和压力增加。他意识到在越南难以立足，于是计划出走寻求庇护。1979年夏天，黄文欢以健康问题为由，申请赴东德就医，途中在巴基斯坦转机时，联系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寻求帮助。中国方面迅速响应，提供援助并安排他抵达北京。邓小平亲自会见黄文欢，并组织医疗专家诊治其肺部疾病。这次事件凸显了中越革命友谊的延续，也为1981年的国宴铺平道路。 黄文欢抵达中国后，获得高规格接待，这不仅是因为他与中国多年的交情，还涉及国际政治的考量。中国决定通过国宴形式表达欢迎，强化两国人民间的传统联系。1981年2月4日，正是中国农历除夕，中央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宴请活动。胡耀邦最初邀请华国锋出席并主持，但华国锋婉拒了这一提议，因为他已决定淡出公开场合，避免参与此类仪式。 胡耀邦转而求助邓颖超，希望她能出面劝说。邓颖超作为资深党内人士，与黄文欢有旧识，她同意帮忙，并强调这次宴请的特殊性，最终说服华国锋同意出席。这次劝说过程体现了党内协调的机制，也反映出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宴请当天，黄文欢作为主要客人出席，中国方面表达了热情接待。华国锋的出现，确保了宴会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成为他最后一次参与此类活动。厨师特别准备了符合华国锋口味的菜肴，这体现了工作人员的细致安排。整个宴请活动持续数小时，宾主间进行了交流，强化了中越友谊的象征意义。这一事件发生在中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黄文欢的来访为中国提供了展示外交立场的平台。 黄文欢的逃亡经历本身充满曲折。他在越南长期住院，医生诊断为肺部问题，但他利用这一机会申请海外治疗。途经巴基斯坦时，他直接前往中国大使馆，总领事了解情况后，次日安排车辆护送他入境。这次行动避免了越南当局的追踪，确保了安全抵达北京。中国医疗团队确诊其为肺结核，并提供有效治疗。 黄文欢的到来，不仅是个人选择，还反映了越南内部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曾是越南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但新领导层的政策转向导致其边缘化。中国的高层接待，包括邓小平的会见，体现了中方对老朋友的支持。这种支持延伸到1981年的国宴，华国锋的出席进一步提升了活动的规格。宴请后，华国锋对工作人员表示了谢意，从此彻底退出类似场合。这次事件标志着华国锋政治生涯的正式收尾，他选择以低调方式度过余生。这种退隐并非消极回避，而是对大局的顾全，体现了党内领导人的责任感。 宴请活动结束后，华国锋的生活进入全新阶段。他每日坚持阅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等报刊，关注国家大事，同时观看电视新闻节目，保持对时事的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偶尔前来慰问，通报一些人事安排，他以倾听为主，不再主动介入政治事务。这种生活方式体现了他的自律和对稳定的维护。晚年时期，华国锋很少外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有一次他晚间去王府井逛街，被几名工人认出并询问，他否认后迅速离开。另一年五一节，他带孙女去北海公园游玩，又被人群发现，导致行程中断匆匆回家。这些经历显示出他希望过普通人生活的意愿，避免兴师动众。华国锋的住所靠近中南海，院内种植苹果、樱桃和李子等果树，他偶尔照料这些植物，营造出宁静氛围。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他始终保持对国家的关心，这种态度源于长期的党性修养。 华国锋的退隐生活持续了27年，直至2008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的离世引发了党内外的缅怀，作为过渡性人物，他曾在关键时刻推动结束动荡时期，为国家稳定作出贡献。逝世后，骨灰在八宝山公墓暂存三年，于2011年11月3日安放于山西交城县卦山墓地。这一地点是华国锋生前选定的，他对家属提出四项原则：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损坏古迹、不破坏环境。这些要求体现了他的务实作风和对家乡的眷恋。卦山位于交城县城北，他在这里出生并早年从事工作，安葬于此象征着回归故土。整个安葬过程简朴，在秋雨中完成，亲友参与但不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