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访华，中国按部长级规格接待他。当晚他委婉提出请求：希望见中国政府领导人，要不这次来很没面子。 那会儿，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多久，整个国际形象，怎么说呢，就是“神秘又硬气”。就在这时候，联合国的“大管家”，第四任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决定亲自来中国看一看。这可是联合国秘书长头一回访问新中国，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呢。 瓦尔德海姆是奥地利人，当过外交部长，是个老牌外交官，对礼仪、规格这些事儿门儿清。他琢磨着，自己代表的是联合国，访问的又是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接待规格肯定低不了。结果飞机一落地，他发现来机场迎接他的是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 按理说，这规格没毛病。联合国秘书长，行政级别上对应一国的外长，由外长出面接待，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但瓦尔德海姆心里有点打鼓。在他看来，中国这么做，固然是按规矩办事，却也透着一股子“公事公办”的距离感。 当晚，在招待晚宴上，这位秘书长终于忍不住了。他找了个机会，非常委婉地跟中方人员提了个请求，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我大老远来了，代表的是整个联合国。如果连你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见不到，那我这趟访问在国际上看起来就有点分量不够，说白了，我个人会很没面子，联合国的面子也受影响。” 这话说的，真是既实在又有点可爱。把“面子”这个词，摆在了一个国际政治的台面上。 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瞬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我们重原则，讲规矩，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一套。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该是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但瓦尔德海姆的请求，也给我们的外交官提了个醒：外交，不光是冷冰冰的原则和规矩，它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艺术。 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听后笑了。他立刻决定，要亲自见一见这位为“面子”发愁的秘书长。 这次会见，就成了整个访问的点睛之笔。周总理没有一上来就谈什么国际大事，而是像老朋友聊天一样，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聊到当前的世界局势，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瓦尔德海姆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周恩来的博学、远见和个人魅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所担心的“面子”问题，在周总理温暖而坚定的目光里，早就烟消云散了。 这次会面，给足了瓦尔-德海姆面子，更重要的是，它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面：既有原则的坚定，又有策略的灵活，还有大国领袖的胸襟和温度。 说到底，周总理给的这个“面子”，不仅仅是给瓦尔德海姆个人的，更是给了联合国这个多边主义平台。它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 有意思的是，四年后，也就是1976年1月，周总理与世长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做了一个让世界都为之动容的决定——在联合国总部为周恩来总理降半旗。当时有些成员国不理解，说“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去世，联合国似乎没有降半旗的先例”。 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决定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个孩子！” 从1972年的“要面子”，到1976年的“给面子”，瓦尔德海姆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周总理最崇高的敬意。这背后，是他亲身感受到的，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人格魅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拿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关注的领域来说吧——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这可是全球推动性别平等最重要的平台。中国从1974年才开始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到1980年，我们才有了第一位委员会委员黄甘英女士。这在当时，算是我们深度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一大步。 而到了1995年，中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可是载入史册的一笔。《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至今仍是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到一场世界级盛会的东道主，这个变化，可不是一点半点。 去年，妇地会第68届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不仅积极参会，还在会上就“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性别平等”等前沿议题，提出了我们的方案和主张。“全球性别平等议题”这个词，已经取代了最初的“妇女问题”，这本身就体现了认知的深化，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从1972年那个关于“面子”的小插曲，到今天我们在联合国各个细分领域，都能自信、深入地参与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这条路，我们走了五十多年。 回过头看瓦尔德海姆当年的那个“请求”，其实一点也不可笑。它恰恰说明，国际交往，既需要原则上的“里子”，也需要情感和尊重上的“面子”。周总理用他的智慧，完美地诠释了如何将二者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