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牺牲后，遗体却神秘消失？直到2010年真相才揭露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身中七弹英勇就义，这位45岁的中共女特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响彻长空。 台北马场町刑场，清晨的空气潮湿而闷热。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一位45岁的女性倒在泥地上。她的身影瘦削，却挺直着脊梁；她的声音嘹亮，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回荡在铁丝网与石墙之间。 她叫朱枫。 一个隐蔽战线的女特工，一个被敌方通缉多年的共产党人。她的死在当时惊动了整个台湾地下党网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她倒下之后，她的遗体、骨灰、甚至一纸官方的处理记录，都在档案里凭空消失了。 三十年没人提起，六十年没人找到。直到2010年，一个红漆编号“77”的骨灰坛被打开，这个半个世纪的谜才终于露出答案。 1949年冬，国共内战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大陆的战场已接近尾声，台湾却成了新的情报焦点。那年秋天，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一名经验丰富的女特工潜入台湾，与地下情报员吴石建立联络。 这个任务落在朱枫身上。 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早年参加革命，辗转上海、香港、重庆，从事交通与情报工作。她懂日语，识药材，能在各种身份间切换。香港地下党知道她的能力——冷静、细致、几乎不出错。 1949年11月27日，她以“药材贸易代表”的身份，从香港登船赴台。那一趟船从基隆入境，随行的都是商人、旅客、逃难的军眷。她没有行李箱，只有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瓶药水、几封信和一枚她随身携带的金戒指。 到台北后，她租下一个小屋，每周两次前往吴石的住所传递文件。表面上，她讨论药品进货，实际上，手中每一份信笺都牵连着两岸的军政布防。她知道，这个网络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全盘覆灭。 1950年初，情况突变。情报人员蔡孝乾被捕，据传叛变。情报线一夜之间崩塌，所有潜伏人员暴露。朱枫察觉不对，开始转移接头点，却已来不及。 2月18日，她在舟山定海被捕。敌人搜出她的金戒指、几份密码纸，还有一本写满假名的笔记本。审讯持续了数天，她拒不供认。 据后来的狱方记录，她在牢中咬碎金饰自吞，被紧急送医抢救。她昏迷数日，又被押回看守所。 那年春天，台北的天阴沉而潮湿。所有涉案的地下党成员陆续被捕，朱枫也被转押军法局。判决下来：死刑。 1950年6月10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赴刑场。那一片空地曾经是练兵场，如今成了政治犯的终点。 朱枫拒绝蒙眼。行刑前，她挺直身体，朝着东方的方向，喊出那句震撼在场士兵的口号。七发子弹同时击出，身体微微后仰，倒在泥地上。她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行刑完毕，执行人员按程序清点遗体。台北市卫生局的火葬管理处接手火化。记录显示，她的遗体编号被登记在一份名单中，但那份名单此后在档案中消失无踪。 几个月后，朱枫的继女陈莲芳给军法局写信，请求领取骨灰与遗物。军法局批复同意，但陈莲芳迟迟未能成行——或因政治氛围，或因航行困难，这段认领就此中断。自此之后，再无人知道朱枫的骨灰被放在哪里。 1951年夏天，大陆方面为她追认烈士称号，颁发《革命烈士光荣证书》。证书上签着陈毅和潘汉年的名字，但烈士的墓，却在地图上无处可寻。 时间进入七十年代，朱枫的名字几乎被尘封。直到改革开放后，她的家乡镇海开始重新整理革命史料，才有人再次提起这个名字。 1983年，中共中央调查部发布结论，为朱枫平反。那份文件写得冷静，却重申了她的忠诚与牺牲。 到了九十年代末，她的事迹被列入“白色恐怖受难者名录”。绿岛人权纪念碑上刻下她的名字，但仍无墓碑可祭。 2000年以后，台湾逐渐开放档案。一张发黄的照片流出：四个人并排站在刑场前，背后是木栅栏与石墙。左二的那位女性，目光坚毅，正是朱枫。这张照片，让多年未见的家属第一次直面她牺牲的场景。 此后，家人开始寻找她的骨灰线索。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公墓都查过，每一份“无主骨灰”名单都被翻遍。 2010年3月4日，受家属委托的学者朱浤源来到富德公墓。纳骨室很暗，水泥墙上密密麻麻地堆着骨灰坛，每一只都贴着红色编号。 他一点点查，一只只抬，一层层掀。编号77的袋子被找到，袋口用麻绳系紧。打开那一刻，里面是一只红褐色陶坛，坛身布满尘灰。表面没有名字。 朱浤源没有放弃。他继续核对档案、对照名单。两个月后，在纳骨室角落的底层，他终于看到另一个坛，表面刻着三个字——“朱谌之”。 朱谌之，是朱枫的别名。 那一刻，半个世纪的迷雾终于散开。 确认过程并不简单。刻字略有模糊，编号与档案错位，还有登记误写的痕迹。研究者反复比对、拍照、查阅当年的火葬记录，才确定这正是朱枫的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