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65岁的男友赖雅第一次拥有这个孩子。当她写信给赖雅时，出乎意料的是，赖雅回信说：“打掉它，我们就结婚。” 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地方算是个作家们的“世外桃源”，大家安安静静地搞创作。也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德裔作家费迪南赖雅。 那时候的张爱玲，已经不是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天才少女”了。她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隔着一层纱，写出来的英文小说，美国人看着总觉得差点意思。她就像一盆被连根拔起，又被随意栽到异国花盆里的植物，拼命想活，却有点水土不服。 而赖雅呢？65岁，比张爱玲大了整整29岁。年轻时的才华早就被岁月磨得差不多了，身体不好，还中风过，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靠着零星的剧本改编费过日子。说白了，就是个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 就是这样两个人，居然看对眼了。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张爱玲是谁？她笔下的爱情，哪个不是算计得清清楚楚，看得透透彻彻？从《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范柳原，到《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爱情在她那儿，就是一场精确的利益交换。她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老弱病残”的男人？ 这里就得说，赖雅给了张爱玲一样东西，是她一辈子都缺的——“懂得”。 张爱玲把自己的英文小说《秧歌》给赖雅看。赖雅没有敷衍，而是逐字逐句地读，还特别认真地帮她修改里面不符合美国文化语境的地方。这事儿不大，但对于当时孤立无援的张爱玲来说，这不只是修改文字，这是在安抚一颗漂泊的心。 更重要的是，赖雅懂她的孤独。张爱玲的童年，我们都多少知道点。父亲吸食鸦片，对她动辄打骂；母亲追求新思想，把她丢在家里远走高飞。她在一个名义上的“家”里长大，却从来没感受过什么是真正的温暖和依靠。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胡兰成懂过一阵子，但他那份“懂”太油滑，太滥情。赖雅不一样，他的懂得，是一个同样被生活摔打过的老人的温情。 所以，当这两个“被现实放逐的人”相遇，就像两块冰冷的石头，碰到一起，居然摩擦出了一点点火星。 相识几个月后，张爱玲怀孕了。她写信告诉赖雅，字里行间，或许带着一丝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期盼。36岁，在那个年代已经不算年轻，这可能是她成为母亲的最后机会。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一个能陪着一起变老的人，这不就是最平凡的幸福吗？ 然后，她收到了那封改变她一生的回信。赖雅说，我们可以结婚，但这个孩子不能要。 他的理由很现实：我太老了，没钱，身体也不好，养不起一个孩子。我不能让你为了孩子牺牲你的写作生涯。 张爱玲沉默了两天。这两天她想了什么，没人知道。是愤怒吗？是委屈吗？还是冷静地权衡利弊？我们只能猜测，在那48小时里，她内心的天平，一头是成为母亲的本能，一头是抓住一个“家”的渴望。 最终，渴望战胜了本能。她收拾好行李，去纽约找赖雅，冷静地处理掉了那个四个月大的胎儿，然后，嫁给了他。 很多年后，张爱玲对朋友说：“我这一生，最不理智的决定，就是嫁给了他。但我觉得值。” “值”，这个字，千斤重。 婚后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艰难。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像浮萍一样四处搬迁。赖雅的创作力基本枯竭，收入微薄。张爱玲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写自己根本不喜欢的电影剧本，没日没夜地赶稿，只为了换取生活费。有时稿子被退回，她也得忍着屈辱一遍遍修改。 有一次过生日，两人穷得连个蛋糕都买不起。赖雅翻箱倒柜，用仅剩的食材做了顿简单的饭菜，还跑了好几个二手市场，淘来一个漂亮的咖啡杯送给她。张爱玲端着那杯咖啡，眼眶都红了。 这段婚姻，没有鲜花，没有钻戒，甚至没有稳定的生活。但赖雅给了她最需要的东西：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和依赖。 1964年，赖雅在回家路上摔倒，再次严重中风，从此瘫痪在床。当时张爱玲正在香港为生计奔波，稿子接连被拒，心力交瘁。一听到消息，她心急如焚，第一反应就是飞回去。可她连一张机票钱都凑不出来。 怎么办？写！她熬着夜，眼睛写到结膜出血，才勉强凑够了路费。回到美国后，她就像一个最普通的妻子，守在床边，照顾赖雅的吃喝拉撒，翻身、换药，没有一句怨言。 她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形容赖雅，用了一个特别“张爱玲”的比喻。她说，他就像是生命袍子上的“虱子”，咬人，碍事，但你就是舍不得把它从袍子上捉下来。 这个比喻，真是绝了。它道尽了这段关系里所有的沉重、麻烦，也道尽了那份无法割舍的牵绊。 1967年，赖雅去世。张爱玲为他处理完后事，没有哭。不是不悲伤，而是一种“终于解脱了”的平静。他病了那么久，对他，对她，死亡都是一种解脱。 赖雅走了，张爱玲才46岁。但她再也没有开始新的恋情，一个人在洛杉矶的公寓里，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