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川系军阀进犯川陕苏区，红军发起了反“围剿”战斗。双方激战正酣，突然1名川军营长阵前起义，率部投奔了红军。上级经过综合考虑，任命川军营长为红军副军长，川军营长为何坚决不愿赴任？ 话说1933年5月，那会儿的四川可乱成了一锅粥。各路军阀，什么刘湘、刘文辉、田颂尧，你打我我打你，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就在这当口，徐向前、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进了四川，建立了川陕苏区，打土豪、分田地，搞得有声有色。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各路川军暂时“团结”起来，在老蒋的催促下，搞了个“六路围攻”，气势汹汹地杀向川陕苏区。红军这边呢，针锋相对，开始了反“围剿”战斗。 就在两边打得眼红，子弹跟下雨似的往来飞时，战场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川军那边一个营长，突然调转枪口，不打了！ 他带着手下整个营的兄弟，当场宣布起义，呼啦啦地就投奔了对面的红军。 红军高层一看这情况，高兴坏了。这不仅是多了几百号人，关键是这政治意义太大了！这证明川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咱们的政策是对的。 上级一合计，必须重奖！怎么奖？给官！给大官！ 于是，一个任命下来了：任命这位起义的川军营长为红军副军长。 从“营长”到“副军长”，这是个什么概念？营长手下几百人，副军长那是指挥好几个师、上万人的高级将领。这简直就是坐着火箭往上升。 可这位营长一听任命，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坚决不行！这个副军长，我当不了！” 咱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为什么不愿赴任？ 首先，他得“避嫌”——我不是来投机倒把的。 他刚从哪儿来？川军，军阀队伍。军阀队伍里那套是啥？就是“有奶便是娘”，谁给的官大、谁给的钱多，我就跟谁干。今天打张三，明天就能跟张三拜把子。 他这刚一过来，红军“啪”就砸给他一个“副军长”。他要是马上喜滋滋地接了，他自己手下那帮兵怎么看他？“哦，原来营长是谈好了价钱才带咱们过来的。” 红军这边的老干部、老战士又会怎么看他？“哼，一个刚投降的，就爬到咱们头上了，保不齐又是个投机分子。” 所以，他这个“不接”，是个态度。 他在告诉所有人：我带兄弟们过来，是真心觉得你们红军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佩服你们的理想。我不是来换个山头、升官发财的。 这个姿态非常重要。他拒绝的是一个职位，赢得的却是最宝贵的“信任”。他得先证明自己“屁股”坐正了， 动机纯洁了。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有自知之明——这活儿我真干不了。 兄弟们，“副军长”这三个字，在1933年的红四方面军，那可不是个虚衔。那是得实打实上阵指挥打仗的。 可他之前是怎么打仗的？川军那套军阀打法，修工事、守地盘、打“神仙仗”。打赢了抢地盘，打输了就跑。 红军是怎么打仗的？那是运动战、游击战、穿插包围。红军的指挥官，不仅要懂军事，更得懂政治。 你得给士兵做思想工作，你得懂群众纪律，你得明白为谁而战。 这位营长心里门儿清：“我一个刚从旧军队过来的人，连你们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背不全，怎么去指挥一个军？” 他手下的兵，昨天还是“丘八”，今天就成了“红军战士”，思想还没转变过来呢。他自己呢，对红军的战术思想、政治体系两眼一抹黑。 让他一个“插班生”马上去当“副校长”，这不是捧他，这是“杀”他。一旦打了败仗，他没法跟上级交代，更没法面对那些拿命信任他的新战友。 他清楚地知道，从“川军营长”到“红军副军长”，差的不是一个级别，而是脱胎换骨的“思想认知”和“军事能力”。 他这个“不当”，是务实的，是清醒的。他是在说：“我不行，我得先学习。” 最后，他得考虑“人际融合”——我不能当“空降兵”。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一个红军的老团长，从鄂豫皖苏区开始，跟着徐总指挥一路流血流汗，九死一生才打到四川。你身上可能还带着七八处伤疤。 突然有一天，上级告诉你：昨天你还在对面阵地打的那个川军营长，今天起义了，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某某副军长。 你服气吗？ 你嘴上可能说“服从组织安排”，心里能没点疙瘩？“凭什么？就凭他投降了？” 这位营长太懂人性了。 他知道，他这个“副军长”要是真上任了，绝对是个“光杆司令”，底下的人阳奉阴违都是轻的。他没法开展工作，也无法真正融入这个集体。 所以，他坚决不干。他要用行动表示：“弟兄们，我不是来摘桃子的。我虽然带了个营过来，但我把自己当个新兵。” 他最可能提的要求是：“上级，别让我当副军长，你让我从底层干起。 哪怕是当个副团长、副营长，甚至当个战士，我都认！我先跟着你们学，学会了怎么当红军，再谈别的。” 这就是这位营长的过人之处。 他用一次“拒绝”，完成了三重转变：从“投机者”到“信仰者”的身份证明；从“军阀军官”到“红军指挥员”的能力认知；从“外来户”到“自家人”的人际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