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学者马丁·雅克提出震撼世界的观点：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古老文明伪装成的现代国家，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数千年延续不绝并再次崛起。 他指出，西方长期以来用“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框架理解中国，是一种认知陷阱。西方的国家大多是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诞生的，有着清晰的时间节点和民族界限。 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组织方式、历史观念和文明传承路径，无法用这一套标准去衡量。它的政治形态、文化逻辑乃至国家认同的塑造方式，和西方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 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的“再崛起”。 在西方人的意识里，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是以制度更替或政权更迭来标志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苏联的解体，每一次都意味着一种彻底的断裂和重新开始。 而中国，即便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朝代更替，却始终保持着文化与制度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背后，不只是地理疆域或语言文字的稳定，更是一种文明认同的延续。 马丁·雅克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回应。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文明为核心而非以民族为核心的国家体。 这种国家形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罕见。它不是凭借短期的政治联盟或者经济利益聚合在一起，而是靠一种深植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秩序维系至今。 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西方观察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可以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如此高速的现代化转型，社会却并未因此陷入混乱。 中国人对秩序的尊重、对集体利益的认同、对历史的敬畏、对国家的忠诚，这些并不是某一位领导人或某一套制度可以轻易塑造的，而是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文明基因。 正是这种文化连续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时，总能找到一种稳定的自我修复机制。 雅克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种“专制的例外”，而是一种基于几千年治理经验演化出来的体系。 这种体系的核心，不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是对“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中国在近代遭遇列强侵略、社会动荡、制度变革之后，依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重建国家认同并实现复兴。 中国的崛起，并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奇迹，更是一种文明的复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方面引入和吸收了现代科技与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本国文化的主体性。 这种“以我为主”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国家线性发展的现代化范式。中国没有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的复制品，而是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点上，马丁·雅克的观察极具洞察力。他指出，中国的制度设计并不是西方式的“选举民主”，而是一种“绩效合法性”的治理模式。 政府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选票，而是来自于治理能力——能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能否维护社会稳定、能否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这种逻辑，在西方人看来也许陌生，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雅克认为，这种文明认同的深层结构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21世纪再次崛起。当西方诸国深陷制度危机之困局，面临社会撕裂之窘境、信任缺失之难题时，中国却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与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于时代浪潮中稳健前行。 这种定力并不来自某一位领袖的个人魅力，而是来自一个文明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清晰认知。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崛起是一次偶然，是依赖人口红利、制造业优势和全球化趋势的结果。 但马丁·雅克的研究提醒我们，如果忽视中国身为“文明型国家”的本质，就无法理解它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屡屡化危为机。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明自信，使中国不只是适应了现代世界，而是在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秩序。 当下的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甚至采取遏制策略。这种不安，部分源自于不了解。 中国不是一个在西方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体，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 雅克的观点在这个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为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理论支撑。 有人或许会质疑，把一个国家定义为“文明型”，是否会忽略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但雅克并不会否认中国也面临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环境压力等挑战。 他的核心观点是，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国所依赖的不是短期的政策工具，而是那套深植于文明中的应变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场“现代国家的胜利”，而是一个文明体在经历漫长历史周期后，再次焕发出的生命力。 这不是对西方的挑战，而是一次文明之间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中国以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经验，讲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素材来源：东西问·中欧对话 | 马丁·雅克：为什么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成功？ 2021-10-03 16:40·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