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乌克兰1亿美元能源贪腐案斥为“极其不幸”，看似严厉，实则暴露西方对乌政策的深层悖论——当乌克兰被工具化为“抗俄代理人”，其系统性腐败竟成了可被宽容的“战略成本”。 明迪奇作为泽连斯基前核心幕僚，携亿元赃款潜逃；两名部长因丑闻下台……这场丑闻绝非“个别失误”，而是乌克兰“战时反腐”名存实亡的注脚。但卡拉斯仅以“不幸”定性，暗含逻辑是：只要乌克兰还在“遏制俄罗斯”，其内部溃烂便情有可原。 这种“工具优先于治理”的思维，在西方对乌政策中一以贯之——过去三年，欧盟一边点赞乌“民主改革”，一边默许泽连斯基政府削弱反腐机构独立性；欧洲一边追加巨额军援，一边对频频出现的援助欺诈案轻描淡写。 可代理人的腐败从不是“无伤大雅”。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作为乌战时能源命脉，贪腐抽走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前线供电、民生保障的根基。西方援助的每一美元，都可能变成腐败分子的海外豪宅，而非射向俄军的炮弹。 更讽刺的是，当欧盟要求乌“迅速行动”时，其潜台词仍是“别让腐败坏了抗俄大局”——仿佛只要能拖住俄罗斯，乌克兰的治理烂摊子便无需根治。 卡拉斯的“极其不幸”，本质是西方对代理人责任的豁免。但腐败不会因战略需要而自动消失，反而会反噬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与国际信誉。 当泽连斯基政府一边高喊“抗俄”，一边纵容亲信敛财，西方若继续用“不幸”粉饰，终将发现自己扶持的，不过是个拿着枪的“腐败傀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