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却身背40万条人命，逃脱通缉，改名换姓隐居一小镇后，小镇开始出生双胞胎，晚年称实现了改造人种的梦想，活到68岁，心脏病突发而亡。[黑线] 他的名字叫约瑟夫·门格勒。 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总是站得笔直，他梳着整齐的分头，手套雪白，嘴角挂着程式化的微笑，这个画面成为许多幸存者终生的噩梦——约瑟夫·门格勒，一个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的学者，却在这里获得了“死亡天使”的称号。 门格勒的早年经历或许能部分解释他后来的转变，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两篇论文都涉及人类学和人种差异研究，这种学术背景恰好与纳粹推崇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产生了共鸣，1937年，他加入纳粹党，次年加入党卫队，最终在1943年5月被派往奥斯维辛。 在集中营，门格勒负责的“筛选”过程决定着新抵达囚犯的命运，一个简单的手势——向左或向右——就决定了人们是被送进劳改营，还是直接走向毒气室，据估计，经他手送往死亡的囚犯超过40万人。 但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所谓的“科学研究”，门格勒对双胞胎表现出特殊兴趣，将至少1500对双胞胎纳入他的实验计划，幸存者回忆，他们被编号、测量、拍照，每周要接受数小时的检查，门格勒试图通过双胞胎研究找到批量生产“优等民族”的方法。 1945年1月，随着苏军的逼近，门格勒逃离奥斯维辛，与其他纳粹战犯不同，他成功逃避了追捕，先是在德国隐藏了数年，随后于1949年逃往南美，国际社会对他的搜寻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85年，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才联合发出通缉令。 调查发现，门格勒最后隐居在巴西圣保罗附近的一个小镇坎迪多·戈多伊，这个小镇有个奇特的现象——双胞胎出生率异常高，达到普通人口的十倍，当地居民只知道有位叫“鲁道夫·韦斯”的兽医，据说他医术高明，能帮助牲畜多产。 2011年，阿根廷学者对小镇进行调查，发现门格勒确实曾向当地妇女提供药物和治疗，虽然无法证实这些实验与他早年的研究有直接关联，但时间与地点的高度重合，令人不得不产生联想。 门格勒最终没有受到法律审判，1979年，他在巴西一处海滩游泳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遗体直到1985年才被确认，他的家人保持了数十年的沉默，直到近年才公开道歉。 在当代社会，类似的挑战依然存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可能面临被滥用的风险，科研伦理审查制度的建立，科学共同体的自律，公众对科研项目的监督，都是防止科学走向歧途的重要保障。 门格勒的逃亡生涯也揭示了国际司法合作的局限，战后初期，许多纳粹战犯利用不同国家司法体系的漏洞逃脱惩罚，直到今天，跨国追逃仍面临诸多挑战。 门格勒的故事，让人心里真是又堵又气。 也有网友对历史反思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光是骂他恶魔很容易，但我们更该想想怎么避免再出下一个门格勒，关键是教育，得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尊重生命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底线，这条线绝不能跨过去。” 这条评论获得了不少附议，大家认为制度的约束和伦理的教育同样重要。 对于他最终逍遥法外的结局，很多网友表达了强烈的不平，“一想到这种战犯居然能安度晚年，而那些无辜的孩子却遭受那样的折磨，就感觉特别无力，历史有时候真的不公平，” 这种对“正义缺失”的感慨引起了广泛共鸣。 还有网友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巴西的双胞胎小镇，评论充满了推测：“那个小镇的双胞胎现象真的跟他没关系吗？细思极恐啊！一个能让牛多生崽的‘兽医’，有没有可能还在偷偷进行他的人种实验？感觉可以拍一部恐怖片了，” 虽然这只是猜测，但也反映了门格勒其人所带来的长久阴影。 也有比较理性的声音提醒大家：“我们谴责门格勒，也要警惕把某个民族或群体‘非人化’的极端思想，这种思想才是孕育门格勒的土壤，今天依然存在。” 如果说门格勒是滥用科学权威的极端代表，那么在今天，我们普通人身边，有哪些看似“进步”或“正确”的事情，其实也正悄悄越过边界，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察和见解。 信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