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46岁女子未婚未育，父母双亡，没有任何亲人，她突然头晕，同事们送她到了医院，医院发现，女子是脑出血，需要立刻进行手术，可手术需要签字，女子叫来远亲，远亲为人厚道，立刻赶来签字，并垫付了30000元手术费，谁知女子昏迷，直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医药费高达21万，每天还以5000～10000元往上递增，医院又要远亲缴费，远亲付不起了，去找律师咨询，律师: 远亲没法继承财产，不能用女子财产抵扣医药费，亲戚崩溃…… 如果不是那天突然倒下，上海46岁的蒋女士恐怕也不会想到，人在ICU生死关头，最难的竟不是治病，而是——没人能替她签字。 她的病，只是把更大的问题一下子揭开：当一个人独自生活，没有配偶、没有孩子、和父母亲戚都不常来往，那么，一旦到了要命的时候，谁能站出来替她做决定？ 10月14日的早晨，蒋女士醒来时，整个人天旋地转，连手都抬不起来，她只能勉强给公司发了句“我请假”，之后便失去联系，还好同事警觉，上门敲不开门后立刻报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被送到医院时，她已经迷迷糊糊，检查结果非常凶险：脑出血，还伴随罕见的“烟雾病”，医生当场决定要紧急手术。 可问题来了——手术同意书，总得有人签吧？ 这时赶到医院的，是吴先生，一个关系远到要打好几层算盘的“亲戚”，说直白些，他和蒋女士平时几乎不来往，一年可能就过年见一回，可偏偏在那关键时刻，是他站出来了。 他没有犹豫，和蒋女士的公司一起垫出三万元，让手术继续，这个世界上，人情暖的时候真的很暖。 但暖心之后，就是冷冰冰的现实，医药费用要21万，而且接下来还是5千到一万一天的花销，自己拿不出来。 而律师也告诉他：“你不是法定近亲属，没有资格动用她的财产，也没有权力替她处理后续事务。” 换句话说，他愿意帮忙是他的善意，但法律不承认他可以“代替”蒋女士，连保险理赔都没办法以他的名义申请。 这时候，蒋女士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也开始全力协助，他们跑警方、查户籍、找同宗的亲戚，最终找到了远在兰州的一位表亲。 可这位表亲和蒋女士一样，只是“沾点亲”，关系不够近，法律上仍然不能作为监护人。 既然亲戚指望不上，居委会干脆想替她联系保险公司，想用蒋女士买的重疾险先把治疗费顶上去， 可保险公司一句话打回来：“你们没有签字权，我们不能给你们理赔。” 这张蒋女士用真金白银买来的保单，就这样卡在“没监护人”这个点上变成了一张废纸。 而ICU的费用，可不会等你把手续走完，居委会也不是不想帮，他们愿意做监护人，但要走法律程序：先要法院宣布蒋女士“无民事行为能力”，再由法院指定监护人，问题是，这一整套走下来，没有个把月根本不可能完成。 ICU里的命，等不了，蒋女士的遭遇，是很多人心里隐隐害怕却从来没想清楚的问题：我们习惯了把“家人”当作最后的依靠，可在现代城市里，单身、独居、丁克、父母已老、亲戚不近……这种状态正在变成常态。 蒋女士今天遇上的情况，将来很可能是成千上万人的情况，其实，法律并不是完全没办法。 《民法典》里早就写了“意定监护”——可以提前指定一个你信任的人或机构，在你失能时替你做重要决定；还有“遗赠扶养协议”，用财产换稳定照护。 但问题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制度存在，更不用说提前安排，大家都习惯了“等以后再说”，可真到了事发那一天，“以后”就再也来不及了。 信息来源：上海法制报——2025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