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沈安娜给上级徐仲航寄了一封信，但徐仲航已经被捕，这封信落到敌人手中，她解释：“我不是地下党员，写信是为了借钱！” 1942年的秋天，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室内，两个特务将一封信拍在了沈安娜的桌上，他们死死盯着她的脸，这封信的内容早已被他们反复咀嚼：孩子病重，速寄钱款。 收信人是正中书局的徐仲航，也是沈安娜苦苦等候的上线，在这之前，他们约定的接头地点已经连续三天空无一人，这条隐秘的联络线就像是突然被剪断的风筝线。 面对特务的逼问，沈安娜的心跳得像擂鼓，但面上却不得不演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烦躁，这封看似家常的“催债信”，实则是她深思熟虑后的一招险棋。 由于不知道徐仲航究竟是因公出差还是遭遇不测，她只能主动“投石问路”，用借钱为由头试探虚实。 面对质问，她从抽屉深处翻出了一张旧借条，这是去年徐仲航回老家时，为了掩人耳目特意在众人面前找她“借”的一笔款子，同乡都能作证。 真正让特务不敢轻举妄动的，除了那张无法反驳的借条，还有沈安娜手中那张特殊的党证，党证上的入党介绍人那一栏，赫然写着“朱家骅”三个大字。 这张标注着“特”字的党证，本是为了让她在中央党部这个核心机要部门站稳脚跟而办的，谁能想到竟在这个节骨眼上震慑住了想邀功的打手。 那些人虽然怀疑徐仲航是异党，但在没有任何实锤证明沈安娜与其同谋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得罪朱家骅的“心腹爱将”，只能悻悻离去。 沈安娜这头是有惊无险，但徐仲航在渣滓洞里却正在经历人间地狱，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甚至竹签子被一根根钉进指甲缝，敌人的酷刑轮番上阵。 但徐仲航的骨头比铁还硬，他一口咬定两人只有金钱往来，供词的时间地点与沈安娜所说的分毫不差。正是这位战友用血肉之躯的沉默，为沈安娜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 线虽然没断，但为了保护这枚深在敌人心脏的棋子，组织不得不切断了与沈安娜的一切联系，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酷刑。在那失联的整整三年里，沈安娜依旧坐在蒋介石身旁的三四米处，凭借那一手每分钟200字的独门速记绝活，记录着最核心的机密。 白天，她是风光无限的御用速记员，蒋介石的任何战略部署都逃不过她的耳朵；到了深夜，这却是最痛苦的煎熬。 为了以防万一，连家中私藏的进步书籍也要全部烧毁，那段日子，她在近在咫尺的危机中，过着仿佛被全世界遗忘的生活。 直到1945年老上级再次敲开她的家门，这只断线的风筝才重新接上了线，14年的潜伏生涯，她在刀尖上行走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即便后来安然退休，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