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的黑烟在鼻孔结成黑痂时，张梅香正用冻裂的手指按住《数理化自学丛书》。 1969年的陕北窑洞比北京的冬天冷得多，土炕裂缝灌进的寒风把煤油灯吹得直晃，她把课本裹进棉袄里，借着微弱的光看解析几何。 这年秋天，18岁的她和573万同龄人一起登上西去的闷罐火车，车窗外的口号声渐渐被黄土高原的风沙吞没。 她跟着郭大娘学挑水，木桶把肩膀压出两道红印，挑到第三趟时，扁担突然断裂，水桶在黄土坡上滚出老远。 公社办公室的土腥味让张梅香想起北京胡同的槐花。 跑回窑洞的路上，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裤腰上别着的剪刀硌得慌，这是郭大娘教她的防身术。 1977年冬天的广播声像惊雷滚过山谷。 张梅香攥着报名表的手抖个不停，村里知青凑出三本缺页的课本，郭大娘把攒半年的鸡蛋换成煤油。 考试那天她走了二十里山路，背包里塞着妇女们送的蓝花土布。 放榜时公社大院的红榜上，"张梅香"三个字排在文科第七，老支书敲着铜盆报喜，震得崖畔冰溜子扑簌簌往下掉。 火车驶离陕北时，张梅香把脸贴在车窗上。 黄土高坡在视线里变成模糊的土黄色，她想起十年前那个挑水摔桶的下午，想起煤油灯下的数学公式，想起郭大娘鞋垫里缝的五块钱。 后来她在大学课堂上讲女性防身术，总会说起那个膝盖顶向施暴者的瞬间。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五十年前有群年轻人用课本丈量命运。 570万人走进1977年的考场，最终27万人拿到录取通知书。 张梅香们用煤油灯的微光，在历史的裂缝里凿出一条路，就像黄土高原上那些倔强的沙棘，把根扎进贫瘠的土地，然后在某个春天，突然开出漫山遍野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