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名韩国女老板走进车间，威胁120多名中国员工：＂全都跪下，不跪开除！＂众人犹豫半晌后，车间跪倒一片。 孙天帅出生于1971年的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十林镇王河村，那里是典型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落后，村民主要靠种地维持生活。他从小在贫困环境中长大，家庭住土坯房，生活简陋，常常面临温饱问题。从小帮忙干农活，练就了坚韧性格。村里教育资源有限，但他对学习表现出浓厚兴趣，村人常说他脑瓜灵，算数快。初中时开始寄宿镇上学校，每天来回走路，风雨无阻。高中阶段，他把课本读得烂熟，目标是考上大学改变命运。1993年高考失利后，他没有停下脚步，选择外出务工。那年头，南下广东是许多农村青年的出路，他带上少量钱物，坐火车前往珠海寻找机会。珠海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工业区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劳动力。 抵达珠海后，孙天帅进入瑞进电子厂，这是一家韩国投资的企业，主要生产黑白电视机。工厂位于南山工业区，周边建设活跃。他从基层装配线员工做起，每天工作时间长，站立操作组件。厂内管理严格，迟到扣罚，休息有规定。他通过努力，半年内转为质量检查员，负责检验电路板细节。1995年初，升任车间主管，薪水达到1500元，这在当时农村出身的人看来，已是可观收入。他把部分工资寄回家，帮助改善家庭条件。工厂环境反映了90年代外资企业的特点，韩国老板管理方式严苛，对本地员工要求高。孙天帅的晋升源于他的细致和勤奋，但也让他接触到更多管理层面的问题。那个时代，外资企业在中国兴起，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也暴露一些劳资矛盾。 事件发生在1995年3月7日，当时工厂刚完成一批订单，员工连续加班到凌晨。休息时间有限，工人利用短暂间隙恢复体力。韩国女老板金珍仙进入车间巡视，她对员工休息状态不满，认为影响纪律。她管理风格一向强势，对中国员工态度轻视，常以高标准要求。金珍仙来自韩国，那里企业文化强调服从，她将这种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工厂。员工们面临高压，工资虽高于平均，但工作强度大。金珍仙的决定源于她对效率的追求，却忽略了员工的实际疲劳。工厂规章虽有休息规定，但执行中常被忽视。这次巡视中，她要求全体员工跪地作为惩罚形式，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社会看来极具侮辱性。员工数量超过120人，大多来自农村，依赖这份工作养家。 面对金珍仙的威胁，多数员工选择服从，因为失业风险太大。那年头，珠海打工机会虽多，但竞争激烈，丢掉工作意味着重新找活。员工们来自各地，很多人拖家带口，经济压力重。金珍仙的命令带有开除威胁，这在劳资关系不平衡的时代，威力巨大。她没有考虑文化差异，直接施压。车间氛围紧张，员工间交换意见，但最终大部分人跪下。跪地行为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屈辱，却因生计被迫接受。金珍仙的举动反映了部分外资老板的傲慢心态，她在韩国企业环境中成长，习惯于权威式管理。中国工人那时权益保护机制尚不完善，工会作用有限。事件凸显了90年代中外劳资冲突的典型问题，许多类似工厂存在管理不公。 孙天帅作为车间主管，本应维护秩序，但他选择站立不动。他刚升职不久，对员工情况了解，知晓加班疲劳。他取下工牌，脱下工服，离开现场。这种举动在当时罕见，显示出个人原则底线。孙天帅的背景让他对尊严敏感，农村出身的他经历过艰辛，却不愿在外国人面前低头。他的决定并非冲动，而是基于对是非的判断。金珍仙当场开除他，她对反抗行为无法容忍，视之为挑战权威。孙天帅的离开震动了其他员工，也让事件进入公众视野。那时代，媒体开始关注劳工权益，孙天帅的举动成为催化剂。他没有就此沉默，而是寻求外部帮助。事件后，他迅速行动，体现了普通人的勇气。类似事件在其他外资企业偶有发生，但很少有人公开对抗。 离开工厂后，孙天帅前往珠海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举报材料，详细记录金珍仙的行为。他还联系当地媒体，讲述事实经过。几天内，珠海报纸刊登报道，标题突出韩资企业强迫跪地。消息传播迅速，广州和深圳媒体跟进，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全国舆论关注劳工尊严问题。珠海市民上街抗议，要求金珍仙离开。劳动部门调查确认违规，金珍仙在压力下举行道歉会议，补偿员工一个月薪水，随后返回韩国。她在韩国也面临舆论批评，生意受影响。孙天帅的故事在全国流传，河南家乡民众称赞他。媒体报道推动了劳工权益讨论，那年头，类似事件促使政策调整。公众反应显示社会对不公的敏感，许多人通过报纸了解详情。 事件曝光后，郑州大学联系孙天帅，允许他旁听学习。他前往郑州，跟随课程四年，积累知识，虽未获文凭，但受益匪浅。后来进入大河报社，从事读者服务工作，每天处理订阅事务。生活趋于平稳，他过着普通日子。瑞进电子厂声誉受损，订单减少，几年后关闭。事件成为90年代劳工历史的标志，提醒人们维护权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