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在80年代红得无法形容，与关牧村、李谷一齐名，78岁仍然发光发热。 罗天婵是广东韶关人，1934年出生。这姑娘打小就是个美人胚子，还是个学霸，在长沙著名的周南女中读过书。家里条件原本不错，父亲是煤矿总工程师。可惜啊，那个年代的风云变幻，谁也说不准明天会咋样。 1953年，19岁的罗天婵考进了中央歌舞团。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她是唱女高音的料。毕竟小姑娘长得水灵，声音也亮。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还有一位林俊卿大夫。 这两位那是真行家。林大夫给罗天婵检查声带，发现她的声带虽然薄，但比一般女高音要长，也要厚那么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决定了她更适合唱中音。 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事儿。按照国际惯例，培养个女高音得5年，女中音得7年。可罗天婵争气，两年就出师了。她这副嗓子，低音区沉得下去，中间音区宽厚温润，一开口就能抓住人的耳朵。 但你要以为她从此就顺风顺水，那就太天真了。 生活的巴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罗天婵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遭遇了极不公正的待遇，最后悲情离世。母亲眼睁睁看着丈夫没了，瘫在地上起不来，是罗天婵咬着牙把母亲拉起来的。紧接着，弟弟也因为受牵连，在去香港的途中没了。 家里两个顶梁柱倒了，罗天婵的天也塌了一半。那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她在这个圈子里受尽了白眼。最难受的一次，团里有大型演出，原本破例让她参加。她兴高采烈地化好妆，跟着同事上了大客车。 结果呢？车都要发动了，领导过来一句话，把她赶了下去。 你能想象那种心情吗？看着同事们的车开远了，留她一个人在原地，那种凉意是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的。她只能含着眼泪回家。 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老天爷虽然关了门，但给她留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她的丈夫。 她丈夫在文化部演出处工作，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爷们儿。两人谈恋爱的时候，罗天婵就交了实底：“我家成分不好，会连累你的。” 你猜这爷们儿咋说？他说：“我只爱你，不考虑其他因素。要是生活里有什么风雨，我愿与你一起面对。” 这话听着像台词，可人家是用一辈子做出来的。 特殊年代里，罗天婵受牵连，丈夫也被下放到电影院放电影。日子苦得掉渣，可这两口子把苦日子过出了甜味儿。 有个细节特打动人。罗天婵生小儿子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奶水不够。大晚上的，丈夫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掏鸟蛋，就为了给媳妇补补身子。 那时候家里穷，同事送了两块蛋糕，丈夫一口都舍不得吃，全带回来给罗天婵和孩子。大夏天的没冰箱，怕蛋糕坏了，他就拿个篮子装着，吊在院子里的水井里，以此来保鲜。 这哪是蛋糕啊，这是那代人沉甸甸的心意。 每到父亲和弟弟的忌日，罗天婵难受得不行，都是丈夫在旁边一点点开导，给她心理支撑。要是没有这个男人，罗天婵后来自己都说：“我也许熬不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是金子，泥巴也埋不住。 1973年，机会终于来了。施光南写了那首著名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罗天婵一唱，火了。 紧接着，《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歌唱农村新面貌》《克拉玛依之歌》，一首接一首。她的歌声特别有辨识度，甜美又不失厚度，咬字清楚，行腔委婉。 很多人不知道，《小花》那首片尾曲《绒花》，最早也是罗天婵唱的版本。只不过后来曲作者王酩做了修改，才有了李谷一老师那个版本。 到了七八十年代，罗天婵那是真忙。跟着中国艺术团满世界飞，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她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虽然名气大了，可罗天婵骨子里还是那个低调的广东妹子。 她有个学生叫方子春，是著名演员方子哥的妹妹。当年方子春跟她学唱歌，一分钱学费没交，还天天在罗家蹭饭。做饭洗碗这些活儿，全是被方子春喊作“干爹”的罗天婵丈夫包了。 方子春回忆说，那时候每天上完课，干爹就骑车送她去公交站。这份师徒情，其实更像是一家人。 岁月从不败美人，尤其是心里有爱的人。 罗天婵的晚年，过得让人羡慕。 她母亲活了90多岁，罗天婵尽到了孝道。她和老伴儿呢，那真是谁也离不开谁。 2014年的时候，罗老师都80岁了，因为听力有点下降，推掉了很多外地演出。但在北京的演出，老伴儿还是不放心，每次都陪在身边。 老两口在家里养养花、练练书法、做做饭。罗老师的书法造诣相当高，字如其人，端庄秀丽。 2019年，85岁的罗天婵还上了央视《中国文艺》节目，再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精气神，那嗓音，一点都不像个耄耋之年的老人。 这就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心有大爱人不老”。 这几年，罗老师已经快90岁了。虽然鲜少露面，但只要提起她，懂行的人都知道，她是中国声乐界的一块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