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属于中国再添铁证！一位名叫杜三策的山东人，在明朝天启二年中了进士，当官期间一清二白，见着贪官污吏就敢怼，哪怕是权贵也不怵，心里总装着老百姓。 要说有啥惊天动地的大功绩，他可能不算最拔尖的，但两件事让他留名至今：一是奉命去琉球国，给琉球王册封；二就是这刚直不阿的为官劲儿，后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 你敢信吗？如今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了几个岛屿的主权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的大明王朝，一位来自山东的硬骨头官员，就已经用几行再寻常不过的出使记录，把法理依据给钉死了。 那些个还在翻箱底找“自家证据”的觊觎者，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手里的这张底牌，不仅是墨迹写成的，更是一位“铁头”御史拿命在大洋风浪里换回来的。 我们先不看人，单看这份藏在古籍堆里的“不在场证明”。 在那本由随行人员胡靖记录的《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记奇观》中，藏着一句让某些国家哑口无言的航海日志。公元1633年的夏天，船队驶向深蓝，文中轻描淡写地记着：“过钓鱼屿，八日薄暮过姑米山。” 这行字看着简单，背后的逻辑却硬得硌牙——在中琉两国的传统认知里，只有过了姑米山，那是得看见夷官举火为号，才算真正踏入了琉球的地界。换句话说，船还在钓鱼屿溜达的时候，根本就是在大明的家里转悠，那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内海航线。 这不是孤证，翻翻明朝那厚得像山的档案库，陈侃、郭汝霖这些先辈的《使琉球录》，乃至清代的官方志略，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同一个地理坐标。这些不是游记，是必须要呈给皇上御览的政治公文，在那个年代，往这些文件里掺假，那是要掉脑袋的欺君大罪。 能写出这份“铁证”的人，骨头得有多硬？ 故事的主角杜三策，也就是这份档案的缔造者，是出了名的“官场异类”，别的官员碰上权倾朝野的魏忠贤，膝盖先软三分，他倒好，不仅不躲，还专门往枪口上撞。 在天启年间，就是这个山东汉子，指着魏忠贤的鼻子虽然没当面骂，但在奏疏里写得更绝：“举国上下都知道这人是奸臣，唯独皇上您不知道，这才是他最阴险的地方！”这句话简直是在阉党的心窝子上动刀子。 哪怕因此被矫旨扔进死牢，哪怕等到崇祯帝登基清算阉党才捡回一条命，这股子硬劲儿也没磨掉半分。当琉球因为不堪日本萨摩藩的逼迫，还得硬着头皮请大明册封时，朝廷里不少人都看着那个正在风雨飘摇的国库和波涛汹涌的大海直摇头，只有这个怼过九千岁的杜三策，接过了这道送命题。 这趟差事，真不是人干的。 那时候的大明，兜里比脸还干净，造一条册封船，硬是得靠民间凑木料、百工大拼凑，磨磨蹭蹭弄了四年才在福州弄出一艘“巨无霸”——长二十丈、宽六丈，五根桅杆能载五百多号人。 船看着威风，出海就是闯鬼门关。杜三策从五虎门出发没多久，就碰上了“鬼打墙”，大海上风平浪静，船却像被胶水黏住了一样纹丝不动，老水手都吓得哆嗦，说是“神龙拦路”。 几层楼高的浪头没头没脑地砸下来，拴船的缆绳崩断了五回，连舵都被海神给没收了，甚至有同僚直接被卷进海里没了踪影。 一船人哭爹喊娘写血书求救的时候，又是杜三策，死死抱着船栏杆，哪怕浑身湿透也挺直了腰杆大喊：“奉君命而出，必奉君命而归！”直到一只神鸟落在光秃秃的桅杆上引路，这艘千疮百孔的船才奇迹般漂回了福建。 在琉球那边，这位大明使臣的气节同样让人挑不出刺，新王尚丰那是毕恭毕敬，穿着明朝赐的官服，带着文武百官在码头跪迎两里地，甚至还得面对日本人的监视。 典礼一结束，国王捧着黄金要谢礼，杜三策手一挥，全退了回去，他只带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作为土特产的贝壳和茶叶，另一样，就是那份宣誓主权的清晰记录。 所谓的“大国风范”，不是靠嘴吹出来的，是靠他在那霸天妃宫题下的“慈航普度”，是他带去的药材瓷器，更是他在面对重金诱惑时的两袖清风。正如他自己说的，代表朝廷出使，绝不是为了谋私利。这话让当时的琉球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可以说，他在当地百姓心里竖起了一座无形的界碑。 如今回过头来看，杜三策这辈子大概没想过，当年他拼了老命去完成的一次礼仪性任务，会成为几百年后子孙后代维护领土尊严的法理基石。他在奏章里落下的每一个墨点，其实都不仅仅是地理坐标，那是用生命和忠诚烧铸的铁锚，牢牢钩住了那片海域。 当某些国家试图混淆视听时，我们不必慌张，只需要摊开这些发黄的古卷。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名叫杜三策的山东硬汉在背书；每一条航线，都是无数先辈用命蹚出来的中国内海。这份历史的厚度，远不是后来者随便编几个故事就能抹煞的。守护这几座岛，其实也就是在守护这份跨越百年的血性与尊严。 信源：齐鲁晚报《山东人杜三策，留下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