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是一场伟大的审判，在历史意义上，它通过法律程序公开公正地宣告了战犯的罪行，证实了其恶劣行径，而这些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佐证。尽管如今的日本想方设法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对内封锁有关方面资料，蒙蔽民众，东京审判的存在恰巧证明了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 在法律角度上，东京审判加深了国际法庭和国际刑法理论研究，是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国际法学实践。 首先，探讨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权的合理性，在审判一开始日本律师团便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具有审判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权利提出质疑，在此，我想引用洛克的些许观点来论证。 洛克曾在《政府论》中提到，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人平等，相互不存在从属或者隶属关系。人人自由却不放任，仍要受自然法即理性的约束。当有人作出违反自然法的行为时，“就宣告了他自己不是按照理性和公道的规则而生活的，而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上帝为了人类的相互安全而设置的行为准则”。所以基于为全人类的利益保护，人人都享有一种惩罚破坏自然法的人的一种执行权，都可担当自然法中的审判者。这种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审判一切，因为人人皆有审判权。 国际社会何尝不是处于这样的自然状态下，国与国相当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与人，相互之间平等而自由。而众所周知联合国并没有强制约束力，国际间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统帅一切，国家间共同遵循着“和平”法则。任何一国发动战争就是在对这一法则的破坏，进而造成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威胁和侵犯。基于此，各国享有对破坏共同认可法则的国家的审判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等十一国共同任命的法官组成，在当时，其所代表的人数占世界人口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并且十一国都遭受了巨大的资源损失和人口损失。综上所述我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是合理而充分的。 其次，想探讨下此次审判的意义，此次审判始终坚守着近乎严苛的程序公正。二十多个战犯拥有一百五十个辩护律师，其中还大量吸收了擅长英美法系的美国律师。拥有这样强大的辩护团队，真是把战犯的辩护权利行使到了最极致。对战犯的人道主义保护更是做得细微、做到实处，战犯被审讯的两年里，居住在巢鸭监狱，没有刑讯逼供，监狱里还配备有娱乐场所，日本本土节日时战犯还会有专门饮食。 或许许多人是愤慨的，为什么罪大恶极的战犯却享有在我们看来近乎优厚的待遇？战争结束时，战胜国可以选择将所有的战犯不经审判处以极刑，但是战胜国却开了这样一场审判。 培根有言：“报复是一种野道，人性越趋之如骛，法律就越应将其铲除。因为头一个罪仅仅是触犯法律，而对该罪施加报复则是取代法律”。战犯们的罪行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则的触犯，不加审判的处以极刑等同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报复，而一场公正的审判恰巧规避了作出报复行为的某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独裁者的危险。 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报复是会延绵不绝的，而审判具有终局性。当审判结束，战犯被定罪，尘埃落定，人们也可以借此反思，吸取教训，走出阴霾。正如培根所言：“一个人念念不忘报复，就等于让自己的伤口开裂，否则，他就会愈合的。”综上所述，一场审判比未经审判的极刑的效用要好得多。 最后，东京审判的结果远没有达到我心中的实现了实质正义的标准。国际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对战犯进行无罪推定，无疑加重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中国方面当时对审判的不重视，证据收集少，更是给了很多战犯的逃罪减刑的空间。甲级战犯仅有七人被判绞刑，而在B级C级战犯中就有数百人被判绞刑，让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