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里藏着一位“异类”——别人功成名就后享尊荣，他却在1957年，人生巅峰急流勇退；别人拿着将军俸禄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全家扎根田埂当农民，他就是甘祖昌，中国唯一一位主动辞掉所有官职、回乡务农的开国少将。 1957年的中国，正从战火余烬里抢种新苗，军营里的将星们忙着擘画国防蓝图，甘祖昌的办公桌抽屉里，却锁着一封写了七遍的“回乡申请书”。 他的右肩还留着长征时被子弹削开的伤疤，阴雨天常疼得抬不起来；更沉的痛在心里——江西莲花县沿背村的泥土，总在梦里硌着他的脚后跟，那是他十五岁逃荒时，摔断过腿的地方。 木箱里的三枚勋章压着半张泛黄的童年全家福，照片上弟妹们瘦得只剩大眼睛——这或许是他把军装换成粗布衣时，唯一没对组织说的“私心”。 回到阔别二十二年的村庄，田埂上的茅草比人还高，村口老井的轱辘锈得转不动，几个老农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他穿着旧军装，以为是来“考察”的干部，慌忙起身要去借新板凳。 他摆摆手，从帆布包里掏出把镰刀就割草，手掌磨出血泡也没停；当晚就睡在祠堂的稻草堆上，夜里听着隔壁传来的婴儿哭声——那哭声和他幼时饥荒年听到的太像，只是这次，他不再是只能躲在灶台后发抖的孩子了。 修水库时遇到第一个坎：没钱买水泥。他翻出存折，把刚发的三个月工资取出来，让儿子骑自行车驮到三十里外的水泥厂；村民们看着这个“真掏钱”的将军，有人嘀咕“这钱要是打水漂咋办”，却还是默默扛起了锄头。 最冻人的那天，他带头跳进刚解冻的渠水里清淤，冰水漫到腰际，老寒腿疼得他直咬牙；岸上的年轻人看着将军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忽然都跟着跳了下去——后来村里老人说，那天的渠水，是热的。 水电站建成通电那晚，全村人挤在晒谷场看灯泡亮起来，有孩子伸手去摸，被烫得缩回来，惹得满场笑；甘祖昌站在人群外，悄悄摸出笔记本，在“1961年春”那页写：“比长征时举着火把行军，亮多了。” 农科组引进杂交稻种时，有人怕“洋种子”不适应本地水土，他就在自家责任田划出半亩做试验，每天凌晨去看苗情，记录温度、湿度，本子上画满歪歪扭扭的曲线图——一个没读过农校的将军，硬是成了村里第一个“土专家”。 二十九年军旅生涯，他管过千军万马的粮草；二十九年农民岁月，他带着村民修了三座水库、四座电站、十多座桥；有人算过，他的将军俸禄加起来有八万多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民几十年收入），全用在了村里，自己家却常年吃红薯饭。 妻子龚全珍在村小教书，孩子们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大儿子想当兵，他却说“村里更缺拖拉机手”；有人说他“对家人太狠”，他却把“革命传家宝”五个字刻在堂屋墙上——那是比任何遗产都硬的骨头。 时间往回推四十年，1928年的甘祖昌还是个十五岁的穷小子，在私塾外偷听先生讲“天下大同”，转头就瞒着家人报名红军；兵工厂里，他用算盘算出火药配比，用锉刀修好缴获的机枪，战友们说“小甘的手，比枪还准”。 从太行山上筹粮的军需科长，到西北野战军的后勤部长，他总在最苦的地方——长征过草地时，他把最后一把青稞面分给伤员，自己嚼草根；解放兰州时，他三天三夜没合眼，指挥往前线送炮弹，炮弹壳堆成小山时，城头飘起了红旗。 1986年他走时，床头放着两件东西：一双磨穿底的解放鞋，一本翻烂的《共产党宣言》；送葬那天，沿背村的稻田刚抽穗，村民们排着队，没人哭出声，只是把新割的稻穗放在他坟前——那是他最想看的“丰收”。 如今村里的纪念馆里，那把镰刀和三枚勋章并排摆着；有游客问讲解员：“将军和农民，哪个是他的真名？” 讲解员指着窗外的稻田，风吹过，稻浪像绿色的海——或许，他从来没有两个名字，只是把“甘祖昌”这三个字，种进了泥土里，长出了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