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冬天，曾国藩新婚当夜，洞房里的灯一亮，他的妻子欧阳氏看清楚了他的身体，全身起皮、脱屑，像披了一层蛇皮，欧阳氏吓得后退几步，差点哭出声来。 如果你以为晚清重臣曾国藩的背后，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传统贤妻，那你可能看低了这场延续四十年的“豪赌”。 1832年的那个冬夜，红烛噼啪作响，对于18岁的欧阳氏来说，这一眼定终身显得过于惊悚。红帐里，光影映出新郎的身体，那哪里是温润如玉的书生肌肤？那是满身层层叠叠、状如蛇鳞的严重癣疾。随着新郎窘迫的动作，白色的皮屑扑簌簌地落在刚刚铺好的大红鸳鸯被上，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让年轻的新娘本能地倒退了几步，甚至干呕出声。 这时候的曾国藩21岁，功名未成，只是个还没考中秀才的穷书生。面对妻子的恐惧，他羞愧得手脚都没处放，想去遮掩那些散落的皮屑，却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甚至做好了被嫌弃乃至退婚的准备。但欧阳氏做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动作，这两个动作，直接奠定了未来曾府几十年的基调。 她先是拿起手边的布巾，甚至没有招呼下人，亲手将那些扎眼的白色皮屑从婚床上一点点拂去，轻描淡写地给丈夫倒了杯热水，那句“无妨，天寒易发”直接摁灭了曾国藩的自卑；但紧接着，她没有给丈夫太多的温存时间，而是透出一种近乎凌厉的冷静与期许——这身皮囊既已无法改变，那就得用别的荣耀来填。 她或许没有直接说出太露骨的话，但那个眼神分明在告诉这个湖南汉子：我可以不嫌你体如蛇鳞，但你得拿能匹配这一生隐忍的成就来换，比如，那一纸一品诰命。 婚后的欧阳氏，听说艾草能止痒，天蒙蒙亮她就去山里采；听说蜂蜜润燥，家里哪怕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她也要省出口粮钱买来，夜夜仔细地替丈夫涂抹患处。后来听说几十里外有神医，她甚至一个人背着包袱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把双脚磨得全是血泡，只为求回几包草药。 但在督促曾国藩求取功名上，她比任何私塾先生都要狠辣。曾国藩科考之路并不顺遂，尤其是有一回连续第五次落榜，连曾家老太太都心疼儿子，抹着泪劝他不如在乡里当个教书先生算了。唯独欧阳氏不依，她甚至把书本摔在了案头——这哪里是温柔妻子，分明是严师督导。 在那些寒窗苦读的长夜里，欧阳氏手指上因给官服缝补被针扎出的血珠，和曾国藩被罚抄时溅在脸上的墨汁，成了这对夫妻最真实的注脚。 后来湘军初建，这便不再只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外界只看到曾国藩“屡败屡战”的坚韧，却鲜有人知道大后方是谁在苦撑。 起兵之初，钱粮奇缺。她不像是个官太太，倒像个行军的大管家。家里那几十两压箱底的银子，她连眼睛都不眨就倒在了桌上——你文能背经史子集，武若不能保境安民，这点家底留着也没用。 不仅如此，在湘乡老家，士兵们私下里都尊称她一声“夫人军师”。这不是虚名，是因为她真的会带着一群妇女在晒谷场上给军粮脱粒、过秤，那些日复一日琐碎而繁重的后勤，她从未让前线的丈夫分过一分心。 更难得的是，她是曾国藩情绪的一道大闸。官场倾轧，曾国藩在朝堂受了夹板气，回家免不了满腹牢骚，皮肤病更是因急火攻心而加重。每当这时，欧阳氏一边端着熬好的艾草水给他擦洗，一边成了他最清醒的谋士。 有一次，曾国藩因为战败迁怒部将，杀心顿起。是欧阳氏一封家书几句软语，劝住了他的雷霆之怒，告诉他为将者若不懂宽容，积怨之下必无善果。这一刚一柔的配合，不知救了多少人性命，也为曾国藩博得了知人善任的美名。 1860年，安庆战事吃紧，曾国藩急火攻心病倒，烧得神志不清。那三天三夜，是欧阳氏守在榻前，用娘家的土方子，一勺勺把药喂进去，又拿湿毛巾不知疲倦地替他冷敷那发烫且粗糙的皮肤。等曾国藩醒来，看到的是妻子深陷的眼窝和青黑的眼圈。那一刻，想必这位铁血统帅心里比谁都清楚：这辈子欠下的债，早就还不清了。 这笔长达三十多年的“情感投资”，终于在1864年迎来了结算时刻。天京陷落，朝廷的封赏圣旨传到了湘乡。一等毅勇侯，配得起正一品诰命夫人。五十二岁的欧阳氏穿着朝廷赐下的凤冠霞帔进宫谢恩时，连慈禧太后都拉着她的手，感慨这位乡野出身的女子实在是“旺夫兴家”。 曾国藩晚年在写给孩子们的家书中，字字恳切：你们的母亲不容易，若非当年她不嫌弃我这身病痛，甚至可以说是这副“丑陋的皮囊”，又在那几十年里像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更坚韧地操持家业，绝不会有曾家的今日。 1872年，曾国藩在南京离世。欧阳氏为他守灵三年，并在墓碑上刻下了一句足以概括两人一生的话：夫君以丑躯成大业，妾以陋室守忠魂。这哪里是普通的悼词，分明是对那年洞房花烛夜最好的回扣。 谁能想到呢？当年那个被蛇皮状皮肤吓得几乎哭出来的小媳妇，最后硬是用一生的艾草水、那一罐罐节省下来的蜂蜜、还有那孤注一掷的魄力，不仅治愈了一个男人的自卑，更在他最想退缩的时候，推着他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所谓的“千古完人”，不过是有一个女人，愿意用半辈子的光阴，去填补他身上那不完美的拼图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