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主要信源：（中国航天报——罗健夫：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罗健夫的故事，始于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 1982年6月，在西安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遵照逝者生前的嘱托，对一具遗体进行病理解剖。 当胸腔被打开时，眼前所见让所有在场的医务人员都感到震惊与悲痛。 遗体内部几乎被巨大的癌肿瘤侵占，尤其是胸腔内的肿瘤，其体积甚至超过了正常的心脏。 难以想象，这具躯体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承受了多么剧烈的痛苦。 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具躯体的主人，罗健夫，一位时年四十七岁的工程师，依然在为他未完成的科研项目殚精竭虑。 罗健夫是我国航天工业部门的一位技术专家，长期从事图形发生器的研究与研制工作。 图形发生器是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之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表征着一个国家微电子工业的起步水平。 罗健夫自1960年代起便投身于这一领域，在资料匮乏、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探索。 他并非这个领域的科班出身，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等多门学科。 他的生活极度简单，心思几乎全部扑在了工作上。 实验室成了他的家，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困了就在椅子上打个盹或是铺个地铺，醒来继续演算、画图、调试。 这种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极不规律的生活，为他的健康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病痛并非一日袭来。 早在1970年代后期，同事们就注意到罗健夫的身体似乎出了问题。 他时常会感到胸痛、头晕，脸色也总是不太好。 大家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却总是以“工作忙，等这个节点过去再说”为由推脱。 在他心中，手中的科研项目，那个被称为“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个人身体的不适。 他将身体的疼痛视为一种需要忍耐的干扰，用强大的意志力将其压制下去，继续埋头于图纸和数据之中。 头疼了，就用手按一按太阳穴，胸痛袭来，就稍微弯一下腰，深吸几口气。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小病小痛”而耽误整个项目的进度，更不愿给组织和同事们添麻烦。 疼痛日益加剧，罗健夫的秘密渐渐难以完全隐藏。 他开始频繁地咳嗽，有时甚至会疼得直不起腰，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在同事和家人的反复劝说甚至“强迫”下，他才勉强同意去医院。 检查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癌症晚期，且已经大面积扩散。 这个诊断意味着，病魔早已在他体内潜伏、肆虐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他竟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默默承受了这一切。 面对死神狰狞的面目，罗健夫的反应出奇地平静。 他没有陷入绝望，反而有一种“时间紧迫”的急迫感。 他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而是请求医生和领导，务必对他的病情保密，以免影响实验室的工作气氛和项目进展。 他甚至不愿意过多地住院治疗，只要疼痛稍能忍受，就坚持要回到实验室。 在他的坚持下，病房一度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工作室。 止痛药的剂量越来越大，服用的间隔越来越短，他就在这样的状态下，趴在病床上审阅图纸，核对数据，用颤抖的手写下修改意见。 前来探视的同事无不心酸，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病魔摧残得形销骨立，但眼神依然专注、清澈的战士。 在个人生活上，罗健夫节俭到近乎苛刻。 他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饮食简单，将个人开销降到最低。 但是，在科研需要时，他却极其“大方”，曾多次自掏腰包购买急需的书籍资料，甚至到旧货市场寻找可用的实验零件。 他对待名利淡泊如水，在调资、分房等关乎个人利益的事情上，总是主动谦让。 他心中有一杆秤，秤的一端是国家急需的科研成果，另一端才是个人得失，而前者永远重重地压下。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罗健夫逝世后，被追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 他的故事之所以历经岁月依然动人，不仅在于他取得了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 更在于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诠释了一种超越常人的信念和品格。 这种品格体现在他对事业近乎痴迷的执着，将国家需要内化为个人最高的使命。 体现在他对苦难惊人的忍耐力，以血肉之躯对抗病痛，为工作争取哪怕多一分钟的时间。 体现在他对物质享受极致的淡泊，将全部精力与资源倾注于更有价值的事业上。 更体现在他生命尽头那份无私的托付，连躯体都愿化为对人类健康事业有用的基石。 他的形象，是那个艰苦创业年代无数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