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农妇去卖鸡蛋，走到半路被一群土匪糟蹋了，完事了，她见篮子里的鸡蛋还好端端放在那，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多大的事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抢我鸡蛋呢。”然后提着篮子往市场走去了。 那天清晨，秀莲挎着竹篮出门时，薄雾还没散尽。篮子里三十个鸡蛋用稻草仔细隔开，这是她盘算了半个月的指望，因为这是他丈夫的药、家里的盐，更是女儿过年想要的花布头。她走得急，布鞋踩在泥路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当林子里突然窜出人影时，她第一反应是把篮子往怀里拢。三个男人围上来，带着隔夜的酒气和汗味。她的背抵在树干上，眼睛却死死盯着，在不远处歪倒的竹篮上。整个过程她没吭声，指甲抠进树皮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鸡蛋千万别碎。 等那些人系好裤腰带走远，她踉跄着扑向篮子。掀开蓝布的手指在发抖，直到看见黄澄澄的蛋壳完好无损地躺在稻草窝里，那口气才终于喘上来。她跪在地上，慢慢拍打衣襟上的泥土草屑，重新把布盖好，挎篮子的动作稳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多大的事啊，”她对着空荡荡的林子喃喃，“还以为要抢鸡蛋呢。” 走出树林时，日头已经爬上树梢。她在溪边蹲了很久，洗了手，又洗了脸，冰凉的水拍在脸上，人才算彻底清醒过来。去集市的路变得格外长，竹篮在臂弯里晃着，每个蛋都沉甸甸的。 集市比往年冷清，王婶的豆腐摊前围满了人。看见秀莲，王婶探过头来：“今儿来得晚些。”目光扫过她沾着草籽的裤脚。秀莲嗯了一声，掀开蓝布露出鸡蛋，不再多说。王婶称了几个蛋，铜钱递过来时顿了顿，又从案板下摸出半块豆腐：“拿着。” 后来那个穿长衫的先生蹲下来挑鸡蛋，指尖在蛋壳上轻轻叩过。他买了六个，付钱时忽然说：“这蛋养得好。”秀莲低头数钱，没接话。先生起身时又说：“日子会好的。”这话说得没头没尾，她却觉得鼻子一酸。 鸡蛋卖完时已是晌午。她把铜钱贴身收好，在集市上称了红糖，扯了布，最后才走进药铺。回家路上她走得很慢。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竹篮在臂弯里轻飘飘地晃着。路过土地庙时，她停了停，没跪拜，只是站着看了会儿掉漆的神像。 院门吱呀一声推开，女儿小满跑出来接篮子。丈夫靠在门框上咳嗽，看见她手里的药包，眉头皱了皱。秀莲把红糖拿出来冲水，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彼此的脸。 过些日子，她去镇上卖绣活，在城门口看见新贴的告示。围观的闲人说，那伙人原是黄河决堤逃难来的，抢过三回，没伤人命，县太爷判了修河堤，以工代赈。告示上的字她认不全，只看见最后那个鲜红的官印，像一滴凝固的血。 只能说，在那样一个年代，活下去本身就是最沉重的哲学。农妇护住的不只是鸡蛋，是比蛋壳更脆弱的生计链条，是在赋税、兵灾、时疫的夹缝里，一个家庭摇摇晃晃的平衡。 她的平静不是麻木，是把惊涛骇浪摁进心底最深的暗处，好让双手能稳稳托住现实的重压。历史书写宏大的叙事，而生活是由这些沉默的抉择编织成的，因为每一次把苦楚咽下去，都是为了明天灶膛里还能升起炊烟。 而这些没有被记入县志的坚韧，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生生不息的力量。 信息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打击“煤霸”、“菜霸”、“水霸”……清代京城如何“扫黑除恶”》 文|沐琨 编辑|南风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