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的处事，其实不是处事，而是处理情绪。”罗荣桓处理陈伯钧和陈光（二陈）的矛盾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例子。 解放战争末期，即1948年，我军攻打长春时期，因考虑到长春的防守过于坚固，强攻会付出巨大伤亡，尤其当时我们已经牺牲了2100多人，所以最终确定了新的战争策略，即“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 此间，陈伯钧和陈光都被委任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这样的配置，是为了更好地统筹围城工作，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新策略被定下后不久，指挥部里的二陈就因为一段关于人员安排的小分歧，而卡住了。 原来，陈伯钧接受委任后，于7月16日赶到了陈伯钧等所在的李家屯指挥所。风尘仆仆赶到后的当晚，两人就针对西线日常事务进行了一番沟通。到这里，彼此都还顺畅，可是到了晚饭时，陈伯钧突然看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紫嫣，经参谋长解方说明，才知道是陈光调来参与敌军工作的，且正由陈光亲自指导训练。 陈伯钧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指挥所是军事核心场所，怎么可以安排没有经过系统考察的同志进来？如果她是敌方特务怎么办？还有，未经受考验，若被敌方收买怎么办？” 因为对紫嫣存在顾忌，当天，陈伯钧本只简单提了提部队的政治情绪，重要的作战相关事宜，根本就没谈。 等到紫嫣离开后，陈伯钧很直接地和陈光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直截了当地要求陈光把紫嫣送回原来的宣传队，或者派往钱益民负责的敌工部先考察学习。他还表示，这不仅是自己一个人的看法，还有其他同志也觉得将她安排在指挥所，是有待斟酌的。 陈光听完之后，并没采纳意见。没想到，陈伯钧耐不住，又接连就此事找陈光说道。他还找到解方等谈及此事，这时候他才知道：他们也对这一安排不满，但是都没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上级要求陈伯钧前往哈尔滨，如此一来，他就见到了罗荣桓等。和罗荣桓汇报完战事后，他缓缓说起了自己和陈光关于人事任命的这一分歧。 罗荣桓非常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听了具体之后的处置，堪称教科书级完美处置。他上来的第一句就抓住了陈伯钧的情绪，他说： “党内有时候会有个不太好的情况，就是遇到干部有不合适的地方，或者合作起来不太顺手，就想着把人送走，不去帮助改造，不去争取团结，不擅长和有不同意见、不同习惯的同志一起做事。严格说起来，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党性要求，也偏离了党的原则。” 这话等于直接拆解了陈伯钧的想法，这个想法的本质是情绪。任何时候，能准确拆解情绪，就是“懂得”。 见罗荣桓如此懂自己，陈伯钧既感动又诧异，他很自然地想起了长征路上，大家遇到分歧时候的处置，方式就是将团结放第一位，反对分裂。他当时就顿悟了：比起坚持自己的想法，团结同志一起推进工作，才是更重要的事。这才是真正的大局观。 任何时候，处事跳到大面上，解决起来就会更加通顺。到了大面后，陈伯钧立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回到指挥所后，陈伯钧再未提紫嫣的安排，他主动找陈光聊起敌军策反的工作。谁能想到，这一聊，竟让陈伯钧了解了陈光将紫嫣调来的真正原因：“长春围城正需要加强政治攻势，敌工人员本就紧缺，他也是出于工作需求才做了这个安排。” 到这里，陈伯钧彻底理解了陈光。而陈光因为得到了陈伯钧的理解，情绪上过去了，心里也有了更好的安排，他意识到：紫嫣是女性，擅长细腻的心理剖析，可以被送到敌工部接受系统培训，说不定有大用。 不出所料，紫嫣后来在策反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一师时，凭着对守军心理的准确把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而陈伯钧和陈光则在全无情绪的情况下通力合作，两人一起推进 “心战” 工作，为长春围城的政治攻势注入了不少力量，最终，长春和平解放。 顶级处事，实际乃不是处事，而是来到事情的另一面，即看不见的情绪。很多事情，光处理事情，事情处理再好，也就那样，达不到像案例中的“多方受益”“多方圆满”的结果。可若反过来不具体处理事，而去处理情绪，那么事情往往会被处理得异常完美。 顶级处事，实际是处理情绪。为何如此，根源在于：很多事物的解法，从来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人性”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