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4日，甘肃省的张掖地区正在开展批斗大会，会场上一位84岁的老人由于拒不交代所谓的“罪行”遭到小将们的毒打。一顿拳打脚踢后，谁也不知道老人在什么时候早已死去。在小将们看来他们只是打死了一个“顽固分子”，却不知道被打死的老人，曾经为革命做出过多大的贡献。 郭琳，1923年出生，1949年就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早年间在新疆农八师，后来调到甘肃农十一师三团当政治处主任。 这样一个老党员，在那十年里也没逃过一劫。就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他被批斗、游街，最后下放到五站去放羊。 一个曾经的部队干部，被赶去放羊，整整几年一分钱工资没领到。家里五个嘴等着吃饭，全靠老婆侯瑞旭一个人的工资硬撑着。后来他女儿郭爱茹回忆说，那时候父亲明明没被开除公职，工资去哪了？只有一种解释：被人冒领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70年代中期，郭琳平反了，恢复了工作，当了供应科科长。眼看着苦尽甘来，子女们也都大了，这日子要有盼头了。结果呢？就在这黎明已经到来的时候，黑手却伸向了他们。 这起爆炸案，直到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个悬案。 有人说，这是报复社会；也有知情者偷偷说，这炸药可能放错了地儿，本来要炸的不是郭琳。可不管真相如何，那具体的作案细节让人不寒而栗：炸药是从房子后面的炕洞里塞进去的。 那时候郭琳夫妇因为文革被整出了毛病，睡的是土炕。凶手就利用这一点，在凌晨三点，所有人防备最松懈的时候，下了死手。 这哪是简单的仇杀？这分明是那个法制不健全、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时代，遗留下来的恶果。那时候，很多矛盾没有正常的司法出口，积压在心里，最后就演变成了这种极端的暴力。 郭琳的女儿后来回忆那一幕，让人心碎。她见到父母遗容时，父亲的嘴还张着，似乎在爆炸的瞬间还在惊呼；母亲的脸颊带着伤。四个孩子，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咱看着郭琳这一家子的照片，看着那四个失去双亲的孩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常言道“没妈的孩子像棵草”，这些烈士的后代，在那个恢复高考、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硬是靠着自己，咬牙挺了过来。 但郭琳的悲剧，仅仅是个案吗？ 如果不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如果不去看看张掖这片土地下埋藏的历史，你可能读不懂这种悲凉。 张掖，乃至整个河西走廊，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块浸透了鲜血的土地。标题里那位84岁的老人，之所以让人痛心，是因为他代表了那一代被误解、被遗忘甚至被摧残的“脊梁”。 咱们必须得提一提西路军。 1936年，两万多名红军战士渡河西征，在那片戈壁滩上，孤军奋战了四个月。结果呢？太惨烈了。两万多人，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千多人。 这些活下来的幸存者，本该是国家的功臣，是活着的丰碑。但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们的命运却充满了坎坷。 你看看陈昌浩。当年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那是何等的人物？兵败祁连后，他心里的愧疚背了一辈子。1962年见到老部下，他痛哭流涕，说“二万精英，喋血大漠，我难辞其咎”。可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死去活来。1967年7月的一个晚上，他绝望了，吞了大把安眠药，离开了这个让他痛苦的世界。 再看看熊国炳，曾经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西路军失败后，他隐姓埋名二十多年，靠卖火油、摆地摊过日子。谁能想到那个在街头佝偻着背的小贩，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直到1960年，他拖着浮肿的身体病逝，结束了这隐忍的一生。 还有李特、黄超，这些在新疆就被错杀的将领；还有张琴秋，红军唯一的女师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这一个个名字，如果不去专门翻史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他们躲过了敌人的子弹，熬过了雪山的严寒，却没能躲过那个荒唐年代的“暗箭”。 回过头来，咱们再看标题里提到的那位1966年在张掖被打死的老人，再看看1979年被炸死的郭琳夫妇。 他们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痛点”。 七十年代末，虽然大环境开始变好了，但就像一场大病初愈，身体里还残留着毒素。社会管理的真空、法制的缺位、人们心理的扭曲，导致了郭琳这样的悲剧发生。 这不仅仅是某一个凶手的罪恶，更是那个特殊时期“无序状态”的延续。 当年的司法体系瘫痪，很多矛盾没法通过讲道理、打官司来解决，最后就变成了私刑，变成了炸药，变成了黑夜里的罪恶。 他们的故事告诉咱们一个道理： 任何时候，法治不能乱，良心不能丢。咱们现在的日子，是无数个“郭琳”没能享受到的未来。 看着郭琳那四个孩子后来都成了才，有的当了教授，有的进了水务局，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我想，这或许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雨中没有伞的孩子，跑得确实更快。但咱们更希望，以后的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慢慢走，不用在暴雨里拼命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