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八一厂已经很乱了，当时厂里私底下流传着一句话：“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这话说的就是王晓棠。 要理解这句话的份量，得先看清1966年八一厂的处境，那时的厂区，摄影棚里的灯光常常不是为了照亮布景，而是为了照亮铺天盖地的大学报。 正常的电影生产基本瘫痪，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名目的批判会、斗争会，人际关系在高压下变得极其诡异，同事之间、师徒之间，甚至家人之间，都因立场划分而隔阂深重。 在这种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氛围里，任何私下流传的话语，都绝非简单的闲谈，往往承载着复杂的群体情绪和隐晦的价值判断。 “男的，不如女的”，这第一个判断就很有意思，在传统观念和当时普遍的斗争逻辑里，男性通常被视为更“强硬”、更“革命”的符号，理应在这种“大风暴”中占据主导或更“安全”的位置。 但现实却给出了反讽，许多才华横溢的男导演、男演员、男编剧，因为历史问题、作品“毒草”、或仅仅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被迅速打倒，处境往往比女性同行更为艰难和危险。 他们的“强大”此时成了更容易被攻击的靶子，而一部分女性工作者，或许因为被认为“斗争性”不如男性强，历史包袱相对较轻，或者在某些派系看来“可利用价值”不同，反而在初期获得了一丝诡异的、暂时的喘息之隙。 这种性别角色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错位与倒置，是那句话产生的现实土壤之一。 再看“老的，不如少的”，这更是那个年代特定语境下的残酷真理，老艺术家、老专家、老资历，这些本该代表经验和威望的头衔，在“破四旧”、“反对权威”的浪潮下，几乎等同于“保守”、“反动”的代名词。 他们的艺术成就、人生阅历，瞬间变成了需要被“清算”的罪恶，而“少的”——这里更多指的是政治上符合潮流、根正苗红、敢于“造反”的年轻一代，则凭借其“纯洁”的背景和炽热的“革命激情”，掌握了话语权甚至生杀予夺的某种权力。 年龄与价值被完全颠倒，经验成为负资产，盲动成为通行证。八一厂内，一些老导演、老演员靠边站、被审查，而年轻一些的积极分子则可能活跃在各类“指挥部”或“战斗队”中，形成了鲜明的、令人心寒的对比。 那么，为什么这句话“说的就是王晓棠”？这需要将她放入这个具体的、扭曲的坐标中来审视。 王晓棠在当时，恰好处于几个关键的交汇点上，首先，她是女性，符合了那句话前半句所指的特定条件下的“性别优势”表象，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年龄与状态。 1966年，王晓棠32岁，这个年纪，既不属于需要被重点“照顾”的“老”权威——她凭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崭露头角，成名时间不算太长，历史包袱在当时的逻辑下可能显得不那么“沉重”。 但也绝不属于懵懂无知的“少”年，她正处于艺术上趋向成熟、创作力旺盛的黄金时期，然而，她的巨大名声和影响力，又使她无法被任何派系忽视。 于是，她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既因为相对年轻和女性的身份，可能未被某些极端力量列为最优先、最彻底的打击对象（相较于一些老艺术家），但又因其耀眼的光芒和曾经的“文艺黑线”成果，必须受到压制和批判。 这句话的流传，恰恰反映了当时厂里部分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观察，它并非是在赞美王晓棠，而更像是一种带着无奈、讥诮甚至些许困惑的感慨。 感慨于在那种荒诞的评判体系下，常规的逻辑（如男强女弱、尊老敬贤）完全失效，代之以一套混乱且残酷的新标准。 王晓棠的处境，成了这套混乱标准的一个鲜活注脚，人们私下议论“老的不如少的”，看到王晓棠相较于一些老艺术家似乎“压力不同”，便将她归入“少”的有利范畴。 议论“男的不如女的”，看到她作为女性没有像一些男同事那样被极端对待，又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这种归类本身是片面和粗暴的，但它真实反映了动荡环境中，人们试图用简化的标签去理解复杂境遇的普遍心态。 实际上，王晓棠当时的真实处境远非这句话所能概括的轻松，她同样遭受了严酷的冲击，被剥夺演出权利，受到批判，甚至一度被下放劳动改造。 她的“优势”仅仅是相对而言，是在更悲惨命运的对比下产生的一种扭曲幻象，这句话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用一种看似轻松的对比，掩盖了那个时代人人受害的本质，也钝化了王晓棠个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它把一场时代的悲剧，简化成了某种荒诞的“优劣”比较。 回顾这段往事，那句流传在八一厂角落的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它让我们看到，在极端政治环境下，不仅是非对错会颠倒，连最基本的性别与年龄的社会认知，也会被扭曲成畸形的价值判断工具。 王晓棠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其个人命运与这句话捆绑在一起，成为我们反思那个时代的一个独特切入点。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个体的价值都不应被简化为性别、年龄等标签，更不应被卷入非理性的集体狂热中进行粗暴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