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山西平遥人耿保国不顾家人反对，四处借钱凑了100万，买下了3000多平米的明代老宅，为了能住进这个宅子，耿保国花了20年进行内外修缮，为此，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搭进去了。 那年耿保国四十出头，在平遥古城里开着一家小照相馆，日子过得紧巴巴，却一直对老城里的古建抱着一股执念。他小时候常跟着祖父在城墙根下转悠，听老人讲那些深宅大院的故事，看木雕花窗、砖雕影壁一点点被岁月啃出斑驳。祖父去世前拉着他的手说：“咱平遥的根，不光在城墙，还在这些院里。”这话像颗种子埋在他心里。 97年，他偶然听说城里有座明代老宅要卖，占地三千多平，院落套院落，梁架、斗拱都还是原样，只是荒废多年，屋顶漏、墙体裂，像块蒙尘的古玉。他去看了一眼，站在天井里，阳光从瓦缝漏下来，照在青石板上，他当场就下了决心——要买下来。 家人一听炸了锅。一百多万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平遥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也就几千块，这钱能盖好几栋新房，还能余下做生意的本钱。妻子劝他别犯傻，说这老宅修起来是无底洞，弄不好把家底掏空还住不进去。亲戚也来拦，说你又不是搞古建的，凭啥揽这瓷器活？耿保国没多辩解，只一句“这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它烂在我眼皮底下”，然后就四处找人借钱，把积蓄全押上，硬是把宅子买了下来。签合同那天，他兜里只剩几十块钱，连回家的车票都得赊。 买下来只是开头，真正的考验是修。明代宅子的结构复杂，榫卯多，工序讲究，稍有不慎就会伤了原物。他不懂，就从零学，跑图书馆查资料，去省古建筑研究所请教老师傅，还跟着修复队打下手。 头几年最难，没钱雇专业队伍，他就自己带着几个老乡干，白天爬高上低拆瓦补梁，晚上借着灯泡的光研究图纸。木料得找老料，纹路、硬度都得配得上原样，他就一趟趟往乡下跑，收旧房拆下的梁柱，碰上合适的，肩扛手抬运回来。砖雕坏了，他找来本地老工匠，按残片一点点复刻，连影壁上的花草纹路都不许走形。 二十年里，他几乎把所有收入都填进宅子。照相馆的生意顾不上，店面越缩越小，朋友笑他“放着现成的钱不赚，去跟木头石头较劲”。他也累，腰伤、腿伤缠过身，有回从房顶摔下来，躺了半个月还惦记着没修完的檐廊。 可每当看到一根歪斜的柱子被扶正、一块残破的砖雕重现花纹，他心里那股热乎劲就又把疲惫压下去。修宅子不光是体力活，更是心力的熬炼——他得在保留原貌和保护安全之间反复权衡，比如有些木构腐朽严重，全留会塌，全换又失了古味，他就琢磨出局部替换、隐蔽加固的法子，让新旧衔接得不露痕迹。 这过程里，家人的态度也慢慢变了。起初埋怨的妻子，看着丈夫灰头土脸却眼睛发亮地忙活，开始帮他递工具、做饭送水；儿子原本在外打工，后来也回来跟着学手艺，父子俩一个测水平、一个刨木料，配合得越来越默契。邻居们从看热闹到佩服，有的还把自己的老物件送来，让耿保国帮忙修整。这座宅子在他们的参与里，不只是耿保国的梦，也成了街坊邻里共同守护的老记忆。 为什么他愿意搭进大半辈子？除了童年的情结，更因为他看清了一个现实——平遥古城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靠的不只是城墙城门，更是这些深宅大院串起来的生活肌理。老宅没人修，就会塌成废墟，后人连模样都看不见。他修的不是一栋房子，是一段能被触摸的历史。修缮的每一步都在跟时间抢东西，今天不动手，明天可能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形制、工艺。这种紧迫感让他停不下来。 二十年过去，宅子终于恢复了昔日的气度。走进去，能看见规整的四合院套着跨院，木构梁架沉稳，砖雕影壁细腻，连门槛上的车辙印都被保留下来。它不再是危房，而成为展示平遥明代民居的活标本。有人出高价想买，耿保国摇头，说这宅子卖不得，它是平遥的魂，也是他跟祖先的一个交代。对他而言，住进宅子不是终点，是让这处老建筑重新“活”在当下，让更多人看见古人的营造智慧和生活的温度。 这故事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大的财力或本事，是那份明知艰难却不肯退的坚持。在快速变化的年代，很多人选择把老东西拆了建新的，他却反着来，用半生光阴去延续一段快要消失的记忆。修缮的过程充满琐碎、伤痛甚至质疑，可正因为这些真实的摩擦，才显出坚守的分量。一座老宅的重生，靠的不只是钱和技术，更是一个普通人对家乡文化的敬畏和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