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馆这次尴尬了。估价8800万元的捐赠古画准备拍卖，被捐赠人发现了，一查才知道，自家捐赠给南京博物馆其它的4件文物也都不见了。南京博物馆怕是做梦都没想到，时隔六十多年，捐赠者的后人居然还记着这笔账！ 发现这件事的人叫张伯钧，今年62岁，退休前是上海一家中学的历史老师。他的祖父张仲儒，是民国时期江南一带小有名气的收藏家。老人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就爱蹲古玩市场淘换字画瓷器，家里的书房堆满了古籍和文物。 抗战时期，为了护住这些宝贝，张仲儒带着全家东躲西藏，好几件珍品差点毁在日军的炮火里。建国后，老人主动找到当时的南京文管会，把自己珍藏的5件文物无偿捐赠出去。 那是1958年的冬天，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袍，亲手把文物交到工作人员手里，反复叮嘱“这些东西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定要好好保管，让更多人看到”。捐赠清单上，清楚地写着文物的名称、年代和特征，盖着文管会的鲜红公章，还有经手人的签名。这份清单，被张仲儒当成传家宝，传给了儿子，最后到了张伯钧手里。 张伯钧从小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对那5件文物的印象，全来自清单上的文字。退休后，他迷上了整理家族史料，翻出了这份泛黄的捐赠清单。看着上面的字迹，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想去南京博物馆看看祖父捐赠的文物，也算圆了老人的心愿。 今年春天，他特意坐高铁赶到南京，在博物馆的服务台说明来意，工作人员却支支吾吾，说需要查一下台账。这一查就是三天，期间张伯钧跑了三趟博物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还在核实”。直到他偶然在一个拍卖公司的官网上，看到了一幅清代《松溪渔隐图》的拍卖预告，下面标注的来源，赫然写着“南京博物馆委托”。张伯钧的心猛地一沉，这幅画，正是祖父当年捐赠的5件文物之一，清单上的第三项，估价8800万元的数字，刺得他眼睛生疼。 他立刻找到博物馆的负责人，拿出捐赠清单对峙。负责人一开始还想否认，可清单上的信息和文物的细节完全对得上，根本没法抵赖。被逼问急了，对方才含糊地说，这幅画是“馆里的冗余文物，准备拍卖筹钱用于文物保护”。 张伯钧当场就火了，拍着桌子质问“捐赠的文物怎么就成了冗余？你们有没有问过捐赠者的意见？”更让他崩溃的是，在他的坚持下，博物馆工作人员核查了所有台账，发现祖父捐赠的另外4件文物也不见了踪影。 那4件文物里，有两件明代官窑瓷器，还有两件清代的书法作品，当年都是张仲儒花大价钱从古董商手里买回来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库房和登记册，只找到几句模糊的记录，说“文物调拨，去向待查”，具体调拨到哪里，谁批准的，全都没有下文。 张伯钧坐在博物馆的会客室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祖父当年捐赠文物，一分钱没要，还谢绝了政府的表彰。老人常说，文物是国家的，放在博物馆里比藏在自家书房里更有意义。 他怎么也想不到，六十多年后，自己捐赠的文物会被拿去拍卖，还有4件下落不明。这件事很快在文物圈传开了，不少业内人士都站出来说话。北京一位文物保护专家直言，博物馆接受捐赠，就和捐赠者形成了法律上的保管关系，别说拍卖，就算是调拨，也必须通知捐赠者及其后人。南京博物馆的做法，不仅违背了捐赠初衷，更是涉嫌违反相关法律。 有人说，六十多年过去了，博物馆的人事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能是历史遗留的管理漏洞导致文物失踪。这话听着有道理，却站不住脚。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件都该有清晰的台账记录，从入库、保管到展出，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就算人事变动频繁，也不能成为文物失踪的借口。这些年，各地博物馆偶尔会曝出文物遗失或损坏的新闻，每次都能引发公众热议。说到底，还是因为有些博物馆把文物当成了自己的私产，忘了自己的职责是守护和传承。 张伯钧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回那4件失踪的文物，阻止《松溪渔隐图》的拍卖。他已经找了律师，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他说，自己不是为了钱，就是想给祖父一个交代，给文物一个交代。这件事也给所有博物馆提了个醒，文物保管没有“过去式”，只有“进行时”。对捐赠者负责，对文物负责，才是对历史负责。 文物从来不是冷冰冰的藏品，它的身上藏着捐赠者的心意，藏着民族的记忆。忽视这份心意，弄丢这份记忆，就是对历史的辜负。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