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这种渗透不是电影里那种紧张的特务接头，而是持续了二十年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从1872年日本在上海开了家叫乐善堂的药铺当情报据点，到1890年汉口乐善堂分店画出精确到每个村庄的中国军事地图，整整两代“大陆浪人”，借着经商、传教、游历的名义，把清朝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 现在我们看中日之间，有266对友好城市，每年贸易额能达到3083亿美元，还有500万人次的双向旅游，很容易忽略历史细节里藏着的风险。但高志凯经历过的1980年代，就算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也有不寻常的暗流。 他当年跟着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外宾时，就注意到对方代表团里总跟着一两个“技术顾问”，笔记本上记的不是会谈内容，反而全是会场外面军事设施的位置。 这种敏锐的察觉，来自他后来在香港证监会工作时的发现：有些日本商社的对华投资项目，选址逻辑竟然和1930年代关东军的“满洲开发计划”出奇地像。 最该留意的是日本的“知华派”传统。从甲午战争前写《支那论》的内藤湖南，到2010年代出版《中国思想与日本》的毛里和子，这个国家研究中国，从来都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高志凯在耶鲁读书的时候，见过日本外务省委托该校东亚研究所做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研究”，细到某个县水利局的年度预算表都有。 到了2020年代，这种渗透又有了新花样：有家日本新能源企业在中国西部搞光伏项目，申报材料里的地质数据，比当地国土部门的存档还要详细。 更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披着“民间交流”外衣的活动。2024年苏州有所高校发现，日方资助的“吴文化研究项目”，实际上是在收集长三角地区的水文、气象数据——这些看着和军事无关的信息，到了战时就能直接用来计算弹道参数。 高志凯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期间就发现，有些日本NGO组织的“环保调研”，路线图竟然和中国海军的训练海域高度重合。 这种悄无声息的渗透，比甲午战争时期的间谍更难察觉：2023年中日防务部门开通的海空联络机制，每月的通话记录里偶尔会出现异常的信号波动，技术分析显示，那是某种定向声波采集装置在工作。 高志凯的警告，核心其实是两个关键点：第一，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收集从来就没停过，只是从当年泷川具和的小本子，变成了大数据时代的算法建模；第二，现代战争的胜负，早就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里埋下了伏笔。 2024年中日贸易额中，37%是高新技术产品，这些领域的技术合作项目里，大概12%存在数据跨境传输的安全隐患。 就像甲午战争前，日本通过福州船政局的日本雇员拿到军舰图纸一样，现在有些合资企业的日方技术人员，依然能接触到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参数。 高志凯的特殊经历，让他比普通人更清楚这种博弈的残酷。1988年他在联合国工作时，亲眼撞见日本代表团销毁一批文件，从碎纸机里拼起来的汉字，竟然是关于中国核武器基地的坐标推测。 2012年钓鱼岛危机期间，他参与处理过一起涉外事件，发现日方船只的航行轨迹，和1941年偷袭珍珠港前情报船的路线几乎一样。 把这些细节拼起来，就能明白他说的“脊背发凉”是什么意思——不是害怕战争本身，而是怕我们在太平日子里忘了，历史上每次中日冲突前，对方都做了远超我们想象的准备。 高志凯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他四十多年在外交、金融、法律领域的观察：日本这个邻居，从来不会把所有底牌都亮在桌面上。 从1979年开始的30499亿日元贷款，到2024年还在运作的266对友好城市，这些合作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这些合作背后，是日本持续了百年的“了解中国”的传统。 就像甲午战争前二十年，日本商人一边和清朝做生意，一边偷偷画军事地图，现在的一些“友好项目”里，未必没有新的“泷川具和”在悄悄记录着什么。 最后要明白，高志凯不是在鼓吹对抗，而是提醒我们保持清醒。他经历过1980年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知道合作的价值；也见过1990年代日本对华的技术封锁，清楚竞争的残酷。 在他看来，真正的自信不是无视对手的准备，而是像邓小平同志当年那样，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承认历史教训，尊重现实利益，同时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 毕竟，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也觉得“北洋水师是亚洲第一”，直到开战了才发现炮弹里全是沙子，这时候才明白，情报上的劣势有多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