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衣锦还乡，其实当官的人，是最怕回家乡的。前些年，赣州本地有“领导”就公开诉苦

都说衣锦还乡，其实当官的人，是最怕回家乡的。前些年，赣州本地有“领导”就公开诉苦，他每次回乡过年，四邻八舍都会来要钱，家里永远门庭若市，总之变着法子要帮助。嫌少的乡亲还会赖在家里不走，甚至有一位“亲戚”因借钱未果，居然扛着锄头坐到他家里头，暗示再不给就要去挖他祖坟。 这话听着像段子，却是现实中不少基层干部心头的隐痛。那位赣州“领导”的经历，其实折射出一种久被忽视的社会现象——当一个人走上公职岗位，尤其是手握一定权力后，家乡的期待与索取往往会成倍叠加。最初可能是走亲访友的问候，渐渐就掺进“能不能帮孩子安排个工作”“能不能批个项目”“能不能借点钱周转”的请求，到最后，连亲情外衣都懒得披，直接摆出威胁姿态。 这位领导的家境在当地原本普通，他一步步考上大学、进入体制，在外人眼里是“有出息”的榜样。可真到了回乡时，这份出息反而成了负担。村里人觉得他“在城里做大官”，就该无条件帮衬乡里，不管合理不合理，开口就要。 有人算准他回乡的时间，提前堵在路口；有人带着家里老小住进他家，吃喝拉撒全不避讳；更有甚者，把“亲戚”身份无限延伸，七拐八绕攀上关系，只为多讨一份好处。那次扛着锄头坐进屋的，是他远房的堂兄，借钱被拒后，直接甩了句“你不给，我就刨你祖坟出气”，把一家人吓得不轻。 这种“亲情绑架”的背后，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利益逻辑。在不少地方，公共资源有限，村民向上流动的渠道窄，一旦有人当了“官”，就被视为能打破困局的“资源库”。他们不问程序，不看规则，只认“你混得好，就该拉我一把”。而一些干部碍于情面、怕被扣上“忘本”的帽子，初期往往选择妥协，结果反而让索取者胃口越来越大，从几百几千到几万，从帮忙办事到直接索要，边界不断被突破。 那位领导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他不是没想过强硬拒绝，可每次看到乡亲们带着期盼甚至哀求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农村的宗族观念重，拒绝一个人可能被解读为“看不起整个家族”，甚至引发背后议论，说他“当了官就六亲不认”。这种舆论压力，让不少干部在“帮”与“不帮”之间反复拉扯，身心俱疲。更麻烦的是，一旦开了口子，就很难收住——今天帮了这个，明天那个就会拿着“同等理由”找上门，最后变成恶性循环。 这事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从农村走出去的干部的共同困境。他们靠着勤奋走出乡土，却发现自己成了家乡的“提款机”；他们想守住原则，却在亲情、乡情的裹挟下寸步难行。 有位曾在乡镇任职的朋友讲过类似经历：春节回家，家里被堵得水泄不通，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最后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假期，躲回城里。他说，最寒心的不是被要钱，是有些人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稍不顺心就恶语相向，甚至用“祖坟”这种最伤人的话威胁。 从治理角度看，这种现象暴露了乡村公共服务的短板和规则意识的薄弱。如果当地有足够的就业支持、透明的帮扶政策，村民就不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某个“当官的”亲戚身上；如果宗族势力不再能随意干预个人生活，干部也不必在情与法之间痛苦挣扎。可现实是，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体系还没跟上人员流动的节奏，对“权力变现”的灰色预期，反而让亲情变了味。 那位赣州领导的诉苦，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警示：当“衣锦还乡”变成“提心吊胆”，当亲情被利益绑架成勒索，受损的不只是干部的个人生活，更是基层政治的生态和乡土社会的信任。要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干部守住底线、敢于说“不”，也需要地方完善公共服务，让村民不必再把“官”当唯一的指望；更需要重塑乡村的规则意识，让亲情回归温情，而不是变成索取的筹码。 说到底，干部也是人，有父母亲人，有割舍不掉的乡情。但他们首先是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公共资源，不是私人恩惠的兑换券。当“怕回家”成了普遍心态，我们该反思的不是干部不够“念旧”，而是我们的乡村，该如何让“念旧”不被异化成“念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