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韩国人非常的愚蠢，他们竟然放弃了汉字，不再使用汉字。汉字是连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一种方式。可是他们却放弃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韩国从长达三十五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中获得解放，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此背景下，一切与殖民历史相关联的文化符号都成为急需清洗的对象。 而汉字，尽管在朝鲜半岛已使用逾千年，远早于殖民时期，却因其与日本（日本亦大量使用汉字）及更广阔中华文化圈的关联，被某些激进民族主义者简单粗暴地贴上“外来”、“殖民”的标签。 李承晚政府初期便已开始限制汉字使用，而到朴正熙威权时代，这一政策被推向顶峰。1970年，朴正熙政府颁布《韩文专用法》，强制规定公文、教育及公共标识全面使用韩文（谚文），中小学的汉字教育被大幅削减乃至取消。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推动这些政策的政治精英，如李承晚、朴正熙本人，均具备深厚的汉学修养，精通汉诗书法，他们的决策更像是一种基于政治动员需要的工具性选择，而非文化上的自觉扬弃。 这场运动被包装为“语言纯化”的爱国事业，但其内核是为了快速构建一套区别于过去、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表意系统。 这场激进的文字革命很快在实践中暴露出其固有缺陷。韩文（谚文）作为表音文字，其卓越之处在于易学易用，但致命弱点在于同音异义现象极其普遍。 在口语中，语境可以辅助理解，但在法律条文、医学处方、学术论文、商业合同等要求精确严谨的书面领域，纯表音文字的局限性便成为危险的根源。 将“肝炎”误作“肾炎”的医疗风险，仅是冰山一角。在法律界，因词汇歧义导致的合同纠纷与司法争议层出不穷；在学术界，关键概念的界定常引发不必要的混淆。 这种表意上的模糊性，直接抬高了社会运行的信息成本与风险，迫使精英领域不得不私下回归汉字以求得精确，形成了公开政策与私下实践的双轨制，也造就了普通民众与知识精英在文字能力上的鸿沟。 比日常沟通困境更具毁灭性的是文化传承上的“断层”。朝鲜半岛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文献历史，绝大部分由汉字书写。 从高丽王朝的《三国史记》，到李朝时代的各类典章、文集、史书、族谱，乃至近代独立运动志士的文书，构成了韩国民族记忆的实体宝库。 当一代人被系统性地剥夺了汉字的读写能力，他们便如同被没收了通往自身历史深处的钥匙。年轻学子面对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铭文或档案馆中的先祖手稿时，陷入的是一种“文化性失明”。 他们或许能通过翻译或转写了解大意，但那种与历史文本直接对话、体会文字微妙意蕴的能力已基本丧失。 这种断裂不仅是知识的，更是情感与认同上的。当一个人无法读懂祖父的家书、无法理解祠堂的匾额时，其与家族乃至民族历史的情感纽带便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官方政策极力摒弃汉字的同时，韩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核心部分却对汉字能力产生了持续且强劲的内在需求。 在金融、法律、高端制造业（如三星、现代等财阀）以及学术界，汉字素养被视为专业能力与人文底蕴的重要标志。 许多顶尖企业的招聘考试包含汉字科目，拥有汉字能力证书的求职者能获得显著优势。这是因为大量专业术语、历史文献以及同东亚合作伙伴（中国、日本）的商务往来，都无法完全脱离汉字语境。 这种政策与社会需求的严重背离，导致教育产出与市场需要脱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那些有资源通过私立教育获得汉字能力的阶层，进一步巩固了其优势地位，而公立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学生则在关键领域面临隐形壁垒。 与韩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近邻日本。日本同样拥有漫长的汉字使用历史，并在近代经历了“脱亚入欧”的强烈冲击。 日本在处理汉字问题上采取了渐进、务实的“融合”策略，而非激进的“废除”。日本保留了汉字作为表意核心，与平假名、片假名混合使用，形成了独特而高效的文字系统。 即便在二战战败后美国占领当局曾考虑推行罗马字化，也因遭到日本知识界的强烈抵制而作罢。 日本社会普遍认为，汉字是承载其文化精髓不可分割的容器。其结果显而易见：现代日本人能够无障碍阅读数百年前的江户文献，文化传承未有断裂； 同时，汉字与假名结合的系统又能灵活吸纳西方词汇，适应现代社会。韩日两国在文字政策上的不同抉择，导致了今日两国国民在接触自身古典文化能力上的巨大差异。 痛定思痛，韩国社会自身也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复兴汉字”的呼声在知识界与社会各界不断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