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许广平意外怀上了儿子，一直想丁克的鲁迅，看到儿子第一眼，忍不住撇嘴说：“臭小子，怪不得如此可恶。” 这一年的上海滩，对于鲁迅而言，并不只有文学上的论战。在那间租来的虹口景云里寓所，他和许广平遭遇了避孕失败的尴尬。 在这之前，不管是出于对混乱时局的绝望，还是对自己半生漂泊的认知，他几乎是一个坚定的“丁克”主义者。 旧时代的避孕手段实在算不得高明，老式的橡胶用品加上体外控制，终究没能挡住生命的意外造访。当许广平出现剧烈孕吐反应时，鲁迅的第一反应是焦虑多过喜悦。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把话摊开了说：不想要。 这种拒绝并非因为养不起，而是深植于骨子里的阴影。年少时，他在父亲周伯宜的病榻前受尽折磨，那种败家子父亲带来的压抑，让他对“父亲”这个角色充满抵触。 再加上现实的伦理困境如同一张大网——老家还有个明媒正娶却从未染指的朱安。 那个1906年遵母命娶回的小脚女人，守着空房四十多年，鲁迅虽按时寄钱供养，却在精神上与她如隔天堑。 在这样的夹缝中，他和许广平的这个孩子，一旦出生，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极易背上私生子的骂名。 可当新生命的脉动真切地在爱人腹中显现，那个在笔杆子上不饶人的斗士，终究是对生活妥协了。既然许广平铁了心要留下这个孩子，鲁迅便默不作声地换了一副面孔。 从那一刻起，原本专注于社会革命的目光，开始分神去研究市面上的滋补食材。猪蹄、鸡蛋成了家里的常客，他一边写文章骂这旧社会吃人，一边却在炉火旁小心翼翼地为新生命熬汤。 生产那天可谓惊心动魄。9月26日深夜，阵痛让许广平痛苦不堪，鲁迅顾不得自己还有低烧，连夜将她送进了北四川路那家著名的福民医院。 日本医生坪井主刀，过程并不顺利，难产的阴云笼罩了一夜，直到次日上午动用了产钳，那个重七斤半的男婴才在一片哭声中降临。 这便有了那一幕经典的“初见”。护士把孩子抱到跟前，那是一张被产钳夹过、皱皱巴巴红通通的小脸，像极了还没长开的猴崽子。 鲁迅看了一眼，撇撇嘴吐出那句“可恶”。可实际上，当时他签宇的手抖得连笔都握不稳。那不是嫌弃，是一种混杂着后怕、激动与手足无措的掩饰。 他给孩子取名“海婴”，既为了纪念出生地上海，更是为了彻底甩开绍兴周家按族谱排辈的“福”字。 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是他向旧宗族观念发出的一份绝交书：这孩子，只属于他和许广平，与那腐朽的老家规矩无关。 随着海婴的落地，鲁迅身上那件名为“斗士”的铠甲，在家门内被一片片卸下。那个曾经即使避难都要带着书稿的人，现在却为了一个奶瓶跑遍租界去买德国货，甚至开始研究日本产的摇篮。 以往家里来客谈的是家国天下，现在邻居内山完造常常看到大先生对着儿子笑出褶子。那个曾经在书桌前熬油点灯的身影，变成了会在深夜爬起来煮米糊、换尿布的新手父亲。 甚至为了哄儿子睡觉，这位文学巨匠能随口编出顺口溜，嘴里哼着自创的“小红象”曲调。若是孩子挑食，不爱吃鱼，他能耐下性子把鱼丸细细切碎，拌进粥里哄着喂下去。 到了海婴两三岁学会满屋乱跑时，楼下的鲁迅书桌下便成了孩子的避难所。许广平若是管教得严了，海婴往爸爸桌下一钻，这场风波便总能化解。 为了让孩子开心，他甚至甘愿俯下身子做牛做马，让小海婴骑在脖子上喊“驾驾”，那副顺从的模样，哪里还找得到半点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影子？ 但这种宠爱并非没有原则的溺爱，而是一种透着“赎罪”心态的开明。因为痛恨自己幼年被强行灌药、被逼着死读书的经历，他对海婴采取了极度宽松的“放养”。 海婴从小体弱，鲁迅凭着早年的医学底子亲自照料；孩子不喜欢上学，想拆装玩具，鲁迅就给他买小火车组件让他尽情鼓捣。 甚至为了不压抑孩子的天性，海婴在家闹得太凶，招致邻居抗议时，这个在报纸上从不向强权低头的男人，会赔着笑脸向邻居道歉，哪怕转身时还会假装生气地骂儿子一句“臭小子”。 在这段特殊的父子关系里，鲁迅甚至显得有些“卑微”。他让海婴喊他“乖姑”这一奇怪的绍兴称呼，也不强求孩子必须成龙成凤。 1932年“一二八”事变炮火连天，一家人躲在内山书店楼上避难，面对呼啸的弹片，他也是第一时间用自己的身躯挡住窗户，护住身后的妻儿，仅仅轻拍孩子的背安慰一句莫怕。 只是这温情的日子太过短暂。 1936年，积劳成疾加上常年肺病，鲁迅的人生定格在55岁。那时的周海婴才七岁，懵懂中失去了这棵大树。 在最后的遗嘱里，鲁迅仍不忘为儿子的未来筑最后一道防线：万不可做空头的文学家。他深知文坛险恶，更知盛名之累，只愿孩子能寻个小事糊口，安稳度日。 失去父亲的周海婴，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那个调皮捣蛋的“小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