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刘渡舟受邀去日本讲《伤寒论》，日本人藐视道：“日本老奶奶都知道的东西”。 这话传到刘渡舟耳朵里时，他正在宾馆整理讲稿。他没急着反驳，只是笑了笑，把桌上那本翻得卷边的《伤寒论集注》轻轻合上。那年他六十八岁，在中医界已是公认的经方大家，可面对这种带着傲慢的轻描淡写，他心里明白，对方的“知道”和日本中医的根基，其实隔着一道不浅的坎。 《伤寒论》在日本的确传播很早，江户时代就有译本，民间有些老人能背几句条文，可“知道”和“真懂”“能用”“传承到临床血脉里”，完全是三码事。刘渡舟的行程不是去争口头输赢，是要让对方看见，中国医家对这部经典的理解与实践，从来不是停留在嘴皮子上。 刘渡舟的学医路，是从辽西医塾起步的。少年时在东北乡下，常见乡亲靠土方子应付病痛，见效慢不说，还常误事。他十六岁正式拜师学中医，先啃《内经》《本草》，二十岁出头才摸到《伤寒论》，一读就入了迷。那时候书少，他用手抄，用红蓝笔在关键处做批注，把每一个方证的病机演变画成线路图。 后来他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几十年里带学生看病、讲学，始终坚持一条——学《伤寒论》不能光背条文，得在临床里反复验证，把条文变成能治病的活法子。这种扎实的功夫，让他对“日本老奶奶都知道”的说法有底气回应，因为他知道，知道条文不等于会用方，更不等于能在千变万化的病症里抓住主证。 到了讲座那天，日方安排的是大学讲堂，底下坐着学者、临床医师，也有一些年长的民间从业者。开场有人果然半开玩笑地提了那句“老奶奶都知道”，刘渡舟没接嘲讽，而是从《伤寒论》的源流讲起。 他讲到张仲景是在疫病横行的背景下写成此书，每一个方子都是对症状群与体质反应的系统归纳，比如桂枝汤不只是治“发热汗出恶风”，更要辨表里虚实、气血津液的状态；又比如小柴胡汤的运用，不是见到“寒热往来”就用，必须结合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等一组证据。他说，这些辨证要点，在日本某些普及读物里可能被简化成口号，但真落到治病上，漏一环就可能南辕北辙。 他现场举了几个病例，都是自己亲手治过的。有例是中年女性反复低热半年，西医查不出明确病灶，日本医师按常规退热法效果不显。刘渡舟问诊发现病人虽发热却怕冷明显，四肢末端凉，舌淡苔白，脉象沉细，判断是太少两感，用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三剂热退。 这个案例让在场的人安静下来——条文大家都见过，可要在相似症状里分辨出“少阴病”而非单纯太阳病，需要多年临床磨出来的眼力。刘渡舟接着说，《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十二个字是日本普及版很少展开讲的实践原则，缺了它，知道条文也抓不住治病的枢机。 他还谈到中日传承的差异。日本自江户时代起重视《伤寒论》的文献研究，版本校勘精细，但明治维新后西医强势进入，汉方一度被边缘化，直到二战后才逐步复兴。复兴过程中，为了便于推广，很多教学把复杂的辨证简化，导致部分学习者停留在“对号入座”层面。 而中国这边，尽管近代也受过冲击，但中医教育和临床一直没断代，经方的运用始终和整体辨证思维绑在一起。这种差异造成一种现象：日本有些爱好者能背条文，却在复杂病情前难以下手；中国医师背条文的同时，还要练出在混乱症状里找主证的硬功夫。 刘渡舟的讲解没带火药味，却让原先带着轻慢的人慢慢收起了笑容。他最后说，《伤寒论》是活的，它的生命力不在谁“早就知道”，而在谁能把它化成治病的真本领。老奶奶知道几句，是文化的缘分；医者把它用准、用活，才是学术的本分。这话戳中了要害——知道是起点，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轻视别人的理由。 这场交流之后，日本汉方界对中国的经方临床应用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也有院校邀请刘渡舟做更深入的系列讲座。他的应对，不是靠抬高嗓门驳斥，而是用几十年的临床厚度和教学实例，把“知道”和“做到”的距离摆出来。 那份底气，来自他青年时的手抄本、诊室里的望闻问切、课堂上的反复推演。也让人看清，文化交流里常见的偏见，往往源于只看表层不看内里，一旦把真功夫亮出来，轻视自然会转为正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