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言：“我们不得不痛下杀手，对那些有功之臣下手，实属无奈之举。此刻，我倡议大家重温《资治通鉴》。要知道，治国本质上就是整顿官场！国家的四大支柱——礼、义、廉、耻，若这四柱不立，国家便无法稳固。若官员们皆无耻贪婪，为所欲为，而国家又不能遏制此风，那么世间必将大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 五十年代初，天津郊外，积雪都被踩成了黑泥。 站在枪口前的，不是战俘，而是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 解放战争期间，两个人都算“老功臣”，新中国成立后又主持治河修堤。 账本一摊开，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几条河上的工程款，被他们挪用、侵吞了一百七十多万新币，按当时物价差不多一吨黄金。承办人心里打鼓，在“处以死刑”后面添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毛主席的批示回去，只剩干脆两字：执行。 这种“痛下杀手”的劲头，不是忽然冒出来的，而是被一点点读书、打仗、治吏磨出来的。 回头看他的一生，床头那部《资治通鉴》一直没挪开过。一九一二年，十九岁的毛泽东考进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长符定一看中了这个山里来的学生，把《御批通鉴辑览》从书架上抽出来借给他。 战国到五代，一千年兴衰，就这么在纸面上打开了头。 建国以后，他提议重新点校通鉴，一九五六年点校本印出。书房里，旧本、新本摞在一起，页边密密麻麻都是圈点。晚年护士孟锦云说，有一阵他几乎是抱着通鉴睡，一读就是半天，翻散了的页面都靠透明胶贴住。 他说过，自己把这书读了十七遍。 三百多万字翻成这样，早已成了习惯。可这份亲近感里始终有点“戒心”。 有人嫌中国古代全是“糟粕”，有人又夸得像“万能药”。通鉴最后几卷对宋太祖赵匡胤一味歌功，把这位皇帝写成“白璧无瑕”，他在旁边只留下一句“全信行吗”。 在他看来，从古人那里掏经验，离不开两个字：挑拣。 挑得最多的，是打仗的篇章。 通鉴里一仗接一仗，从马陵到官渡，从昆阳到淝水，写得热闹，也写出算计。 毛主席笑说《左传》是“相砍书”，“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街亭之战，是他格外盯着的一处。书里写，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不用魏延、吴懿这些老将，偏偏提拔越嶲太守马谡当先锋。马谡好谈兵，不守节度，舍水源、上高山，被张郃断了水道，一战丢了街亭，诸葛亮只好挥泪斩马谡。 几百年下来，骂得最凶的一直是马谡。毛主席在页边写的是“初战，亮宜自临阵”，把矛头对准主帅。看到后文木门伏击张郃那一段，他又添上一句“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算是认可这个丞相知错就改。 通鉴在他手里，不只是“相砍书”，更是一面照统治者的镜子。 司马光把开篇落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四百零三年。 那一年，魏斯、赵籍、韩虔杀掉智伯，三家分晋，本来只是非法夺权。 三家压着周威烈王，要他按诸侯礼封爵，周天子点头，魏、赵、韩从此名正言顺。司马光评了一句，“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毛主席很认这一点，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通鉴里还有一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雍正看了点头，说“治国就是治吏”。 毛主席把这根线接过来，很自然就落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些案子上：旗帜再好听，官场一旦贪婪无耻，谁家的江山都站不稳。 读得多了，他对“天下人多好还是多坏”这种老生常谈，也有自己的拧法。 通鉴第一百四十卷里，北魏崔挺给孝文帝上书，劝皇帝废除“罪及家属”的株连制，这件事他很赞同。可崔挺顺嘴加了一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毛主席立刻用红铅笔在旁边划粗线，又写下评语：“此古人一贯谬论。”在别的书里看到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他干脆接了一句：“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在他心里，真坏到底的是极少数，要用重典，多数劳动者是可以争取、可以改造的人。 通鉴里的人物，还让他养成了另一种习惯：多听几家话。 唐太宗问魏徵，人主怎么会明，怎么会暗，魏徵回了八个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毛主席把这句话抄进《矛盾论》，也抄进实际决策里。 陕甘宁边区财政吃紧时，党外人士李鼎铭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主张裁机构、减人员。他把整篇提案抄进本子，很快中共中央下达精兵简政指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在沟壑里硬是熬过了最难的那些年。 通鉴翻久了，纸边起皱，批语一层压一层。 刘青山、张子善倒在枪口下，崔挺、魏徵、司马光挤在页边说话，礼义廉耻四个字被圈得发黑。 “痛下杀手”的分寸感，就这样一点点从纸上挤到了现实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