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公知”贾扬特·班达里：世界上有两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但是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天堂，一个是粪坑里的地狱，完全没有可比性。 贾扬特·班达里出生于印度，后移居海外，获得工程和工商管理学位，早年在欧洲公司工作，负责设立和管理分支机构。他后来加入美国投资机构，专注自然资源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90年代后，他开始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常年在全球旅行寻找机会。他的观点主要通过个人网站、社交媒体和国际媒体传播，经常讨论经济、文化和投资议题。 班达里对印度的批评源于亲身经历。他曾在印度设立和管理两家欧洲公司的子公司，亲眼见到商业环境中的诸多障碍。审批流程漫长，部门间互相推诿，额外要求频频出现，导致项目难以推进。这些经历让他认识到，印度在吸引外资和执行合同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许多跨国企业进入印度后，面临类似挑战，最终选择退出或减少投入。这也让“外资坟场”的说法在国际投资圈流传开来。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印差距显著。中国用十年时间建成4万公里高铁网络，主要城市间旅行时间大幅缩短。印度铁路仍有相当比例使用老式机车，长途线路耗时长久，改进缓慢。制造业领域，中国贡献全球近30%的产值，一座城市电子出口额就超过印度全国总量。印度制造业占比不足经济总量的15%，许多高端部件依赖进口。即使在所谓优势行业，印度也难以形成完整产业链。 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同样显示出差异。中国农村电力供应全面覆盖，城市治安相对稳定。印度部分地区饮水和卫生设施落后，农村厕所普及率仍需提升。经济数据进一步凸显差距：中国GDP总量约为印度的5倍，人均水平更高，贸易顺差远超印度全年出口。这些指标并非孤立，而是发展模式和执行效率的综合体现。 班达里多次走访中国后，指出两国在城市管理上的反差。例如，中国地铁安检规范有序，而印度公共设施维护往往滞后。他认为，印度社会缺乏理性思维和道德约束，导致机构持续退化。独立后，英国留下的理性制度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低效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使得印度难以复制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路径。 班达里对莫迪政府的政策也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一些举措虽提升国际形象，但未能解决深层问题。经济增长率虽有报道，但实际增长和人均改善有限。妖魔化货币政策等突发行动，造成短期混乱，却未根治黑市和腐败。选举活动有时陷入情绪化，候选人背景复杂，难以推动实质改革。印度需要更高增长率才能追赶中国，但制度障碍使这一目标遥遥无期。 在文化层面，班达里强调印度社会存在非理性倾向。种姓影响、宗教狂热和短期行为，阻碍长远规划。相比之下，东亚国家注重纪律和效率，形成有利发展环境。他甚至表示，印度若想进步，需要外部强力干预百年以上。这种观点虽极端，却基于他对两国日常运作的观察。 班达里移居加拿大后，继续专注资源投资咨询。他公开表示，不会再向印度投入资金。他的言论在印度国内引发争议，许多人指责其脱离现实，伤害民族感情。但这些批评也让更多人关注印度在治理、营商环境和发展理念上的短板。跨国公司报告显示，印度执行合同时间长，腐败感知指数不高，这些都印证了部分问题存在。 班达里用个人经历和数据对比，揭示中印在制度效率上的差异。他的观点虽尖锐，却提醒人们，发展不仅仅靠人口和资源，更取决于执行力和文化基础。印度若要缩小差距，必须直面官僚主义和低效问题，推动真实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