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那阵子，朝廷跟个闷葫芦似的，一门心思关起门来过日子，连带着老百姓跟外界打交道

清朝那阵子，朝廷跟个闷葫芦似的，一门心思关起门来过日子，连带着老百姓跟外界打交道都得提心吊胆。就说港澳和外国那点事儿，现在看来就是正常的走亲戚、做买卖，搁那会儿，搞不好就得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脑袋都保不住。 先说说港澳。清朝早期，香港还没被割让，澳门虽说被葡萄牙人占着，但名义上还得听朝廷的。那会儿这俩地方就像个小窗口，时不时有外国商船来卸货，也有内地商人偷偷跑过去做买卖。朝廷对这事儿的态度特别拧巴——既想赚点洋人的钱，又怕老百姓跟洋人走得太近，学些“歪门邪道”。 乾隆年间有个规矩，老百姓去港澳得先找官府开“路引”，就跟现在的通行证似的。可这路引难办得很，得有保人，还得说明去多久、干吗去，回来晚了就得挨查。有个广东商人去澳门收账，路上耽误了几天，回来就被县太爷抓去问话，说他“与夷人过从甚密”，差点没把家产抄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更邪乎的是跟外国人通信。那会儿没电话没微信，跨国联系全靠书信。可朝廷眼里，这信纸上的字比毒药还吓人。道光年间有个秀才，他表哥在南洋做生意，托人捎回封信，说那边的机器织布比手工快得多。结果这信被驿站的人查着了，直接捅到了巡抚那儿。巡抚一拍桌子：“竟敢私通外夷，议论技艺，其心可诛！”最后秀才被打了几十板子，还被革了功名，理由是“可能泄露天朝机密”。 其实哪有什么机密？无非是朝廷自己吓自己。他们总觉得，老百姓跟外国人接触多了，就会学人家的规矩，就会不服管。就像乾隆爷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意思就是咱啥都有，不用跟外人打交道，打交道多了准没好事。 可老百姓不傻啊。广东、福建一带靠海吃海的，祖祖辈辈都跟海外做生意。朝廷不让明着来，他们就偷偷摸摸搞“走私”。晚上借着月色，小船载着丝绸、茶叶往澳门跑，换回洋布、钟表，再偷偷运回来卖。有个老渔民跟我说过，他爷爷当年就干这个，每次出海都跟玩命似的，见了官船就得躲，要是被抓着，轻则蹲大牢，重则掉脑袋。 最冤的是那些在外国住过的华人。咸丰年间有批华工从美国回来，想把挣的钱带回家盖房子。结果一上岸就被官府盯上了，说他们“久居夷地，必已归化”，硬是把他们当成潜在的“奸细”，关了好几个月才放出来，钱也被盘剥得差不多了。这些人心里委屈啊：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怎么就成了叛国贼？ 说到底，朝廷搞这套“防民如防贼”的规矩，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怕老百姓见了世面，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就不肯再乖乖听他们的话了。就像一个家长，怕孩子跟邻居家的“坏小子”玩，就把孩子锁在家里，结果呢？孩子不仅没学好，反而越来越笨，最后连门都不敢出了。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英国人用坚船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时候朝廷才发现，自己关起门来搞了这么多年，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天——人家有蒸汽机，咱还在用牛耕地；人家有洋枪洋炮，咱还在用大刀长矛。这时候再想跟外国人学，可就晚了，只能被牵着鼻子走。 现在回头看，清朝那套“禁来禁往”的规矩，就像给国家套了个紧箍咒。你越怕老百姓跟外界接触，就越跟不上时代；越把正常的交往当成“里通外国”，就越显得自己心虚。其实啊，人跟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就得多走动、多交流，才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总想着把自己藏起来，到头来只会变成井底之蛙，让人笑话。 这道理，清朝用惨痛的教训给咱讲明白了。所以现在咱敞开大门搞开放，跟全世界做生意、交朋友，可不是没道理的。毕竟，关起门来建不成强国，敞开心扉才能看遍世界。清朝 清朝落后的原因 清朝扩张 清朝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