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學51岁副教授倒在职称评审前夜：他用28项专利换来一张未批的教授申请表，背

复旦大學51岁副教授倒在职称评审前夜：他用28项专利换来一张未批的教授申请表，背后是千万青椒正在熬干的健康与尊严 当讣告在夏夜传来，许多人才第一次记住罗兴章的名字。这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副教授，在51岁这年，被胰腺癌带走了生命。而就在他病榻缠绵之际，学校人事系统的流程正不紧不慢地走着——评教授的材料刚递上去，人却先走了。这残酷的错位，撕开的远不止一个家庭的悲伤，更是整个高校生态里，无数“青椒”（青年教师的谐称）们正在亲历的、无声的消耗战。 去年四月的那场学术会议，成了他留在同事们记忆中的最后公开影像。有学生回忆，那时罗老师脸色已显灰败，保温杯换成了更大号，身上还是那件袖口磨得发亮的旧西装。没人想到，这已是倒计时的预告。随后是肿瘤医院、纳米刀、免疫疗法……现代医学用尽手段，却敌不过发现得太晚。胰腺癌，这个被称为“癌王”的疾病，五年生存率不足一成，而当它找上那些常年伏案、用咖啡因对抗疲惫的学者时，似乎格外无情。 比病魔更让人心头发冷的，是那套冰冷而“正确”的流程。2023年，学校正高评审启动，罗兴章刚结题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论文、专利、技术目录样样达标。材料交上去了，人却住进了病房。人事部门告知“可补交病况说明”，可这份说明还没写完，生命已走到终点。后来，一条被称为“罗兴章条款”的绿色通道被催生：重大疾病教师可凭证明免现场答辩。这迟到的“人性化”，听着像一枚补发的勋章，却浸透着无奈的苦涩。 我们总歌颂奉献，但奉献的代价不应是健康的提前透支。教育部曾有抽查数据显示，985高校教师的平均寿命比全国均值低了3.2岁，过劳猝死占比高达17%。“非升即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三年一轮的考核、永无止境的论文KPI、带学生出成果的压力，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将无数个“罗兴章”卷入其中。体检报告上的“建议复查”字样，常常被堆积如山的待审论文、亟待提交的项目书所覆盖，直到小病拖成重症，黄牌变红牌。 罗兴章的研究并不“高冷”。他钻研污染场地如何重焕生机，将重金属锁进矿物，这些技术被写进《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目录》，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土地与河流。他去世后，环境科学学会决定设立以他命名的青年学者奖；他实验室的学生，将他未及发表的手写笔记扫描成“修复技术传承包”，放在开源平台，下载量迅速破万。知识在延续，只是传递知识的人，已燃尽了自己。 有人算过一笔时间账：从讲师到副教授，平均要5.8年；从副高到正高，再需6.2年。这黄金般的十二年，恰恰是人生负重前行的中年，是身体开始亮起红灯的脆弱期。罗兴章的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可翻看前一年的体检报告，只有轻描淡写的“血糖偏高，建议复查”。在无数个忙于项目结题、论文修改的“明天”里，那个“复查”被永远地搁置了。 他的故事，留下了一本被翻烂的《污染场地修复导论》，一份永远等不到钢印的教授审批表，和一条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绿色通道”。它更留下一个锥心之问：当我们用指标、头衔、影响因子去丈量一位学者的价值时，是否早已忘记了，他们首先是一个需要吃饭、睡觉、会生病的“人”？项目的截止日期可以延期，答辩的日期可以推迟，唯独生命发给我们的警告，一旦忽略，便没有补时。 在豆瓣的“高校青椒自救小组”里，罗兴章的离去引发了海啸般的共鸣。有人晒出体检单上触目惊心的箭头，有人自嘲是“非升即走幸存者”，更多人则在问：我们拼尽全力追求的，究竟是学术的星辰大海，还是一套异化了人的评价体系所许诺的空头支票？当健康的身体成为晋升路上最先被抵押的资产，这场竞赛的终点，究竟是谁的胜利？ 斯人已逝，生者当思。罗兴章副教授用他51年的人生，尤其是最后那段与病魔、与时间赛跑的日子，为我们照见了光环背后的阴影。改变评价的“指挥棒”或许漫长，但至少，从今天起，请每一位在书山学海中跋涉的人，记得善待那个为你承载一切梦想的身体。因为，没有什么项目重要到值得你押上健康，也没有什么职称，高贵到需要用生命去兑换。 （来源：综合自复旦大学官方讣告、澎湃新闻、新闻晨报等公开报道及讨论） 高校教师生存现状 健康与职称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