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洪门总会向全球华人社会扔出“重磅炸弹”——以最直接、最不留情的方式，宣布与左

世界洪门总会向全球华人社会扔出“重磅炸弹”——以最直接、最不留情的方式，宣布与左玉龙断绝一切关系。措辞之激烈、立场之鲜明，罕见。对洪门来说，这是一次“清门”，对全球华人来说，这是一次“宣告”。 明确无误地告诉所有人：谁踩了民族大义的红线，就别想再混在这个圈子里。 要读懂这次“宣告”的重量，就得先搞明白洪门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民族利益绑在一起的宿命，它从来都不是什么只讲江湖义气不问家国的松散组织，而是实实在在把“守护民族利益”当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洪门的起源能追溯到明末清初，康熙年间由陈近南联合五位少林僧人等志士创立，最初的核心诉求就是“反清复明”，说白了就是反抗异族压迫、守护汉民族的生存根基，盟誓时那句藏在“洪”字里的“汉失中土”的隐喻，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大义刻进了组织的基因里。 那时候的洪门成员可不是随便凑数的，都是些敢为民族存续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比如早期的“前五祖”“后五祖”，为了反抗清廷迫害，多次身陷险境仍坚持斗争，这种对民族利益的坚守，从创立之初就成了洪门不可逾越的红线。 随着历史变迁，洪门的活动范围从国内延伸到海外，但守护民族利益的初心从来没变过，反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一次次挺身而出，这一点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就能看得明明白白。 当时清廷腐朽、国家积弱，革命事业急需资金和力量支撑，海外洪门成了最坚实的后盾。 1904年孙中山先生赴美宣传革命，刚登岸就被海关阻拦，是旧金山洪门大佬黄三德第一时间站出来，联合唐琼昌聘请律师，还为孙中山补办了檀香山出生证明，才让他顺利在美国开展活动。 不仅如此，黄三德还推动旧金山洪门机关报《大同日报》改组，专门用来宣传革命思想，之后又陪着孙中山在美国各地奔走演讲，把全美致公堂进行总注册，还把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定为致公堂宗旨，彻底将洪门力量纳入革命阵营。 更让人动容的是，为了支援革命，洪门成员几乎是倾囊相助，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急需15万美元经费，司徒美堂等洪门大佬直接提议典押致公堂的楼宇，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致公堂二话不说，把四所致公堂大楼都抵押了出去，凑足了急需的军资。 之后成立的洪门筹饷局，短短几个月就筹得美金四十余万元，这些钱都实打实用到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事业中，孙中山先生后来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而洪门正是这份“母性”力量里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到了抗战时期，洪门的民族大义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身处海外的洪门成员始终牵挂着祖国的安危，用真金白银和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1939年，司徒美堂联合54个华侨团体在纽约成立了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自己主动辞去所有公私职务，专职负责筹饷工作，这一干就是五年。这五年里，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还频繁往返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多个国家，四处宣传抗日、号召募捐，把个人安危完全抛在脑后。 在他的带动下，美洲华侨掀起了募捐热潮，有固定的月捐，还有飞机捐、散捐，就连餐馆里都设有自由捐的箱子，当时纽约每个华侨平均月捐670到1000美元，单是额捐款项就达到1400万美元上下。 整个抗战期间，这个筹饷总会总共筹募了5400多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国内抗战前线。 而整个美洲华侨通过各种渠道为抗战捐款高达6900万美元，还认购了4.8亿美元的战时公债，另外捐献了30余架飞机、数百台车辆以及大批药品、衣物等物资，其中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还专门捐赠了吉普车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把药品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转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除了捐钱捐物，洪门还积极动员海外青年回国参战，不少洪门成员放弃海外的安稳生活，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抗日前线，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 这些实打实的数字和案例，都在证明洪门从来不是把“民族大义”挂在嘴边的空谈者，而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倾尽所有的行动者。 了解了这些历史就该明白，洪门此次以激烈措辞与左玉龙断绝关系，绝非小题大做，而是对三百年传承的民族大义红线的坚守。 对洪门来说，组织可以有不同的分支、不同的活动形式，但“守护民族利益”这一核心底线绝不能碰，这是从“反清复明”到支援革命、再到抗战救国一以贯之的传承，是刻在每个合格洪门成员骨子里的规矩。 左玉龙被“清门”，本质上就是触碰了“民族大义”这个不可逾越的雷区，而洪门这次罕见的激烈表态，既是对组织内部的净化，也是向全球华人宣告：无论时代怎么变，洪门守护民族利益的初心不会变，谁要是敢拿民族大义当筹码、踩红线，就必然被这个圈子彻底抛弃。 这种坚守不是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三百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共识，是无数洪门先辈用热血和钱财筑牢的根基，毕竟从创立之初就为民族存续而战的组织，怎么可能容忍有人在民族大义上犯糊涂、越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