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何一蹶不振？只因朝廷一项错误决定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像个被打断脊梁的巨人，趴在地上再没站起来。这场仗打了八年，朝廷最致命的错，不是开头没挡住叛军，而是结尾没处理好降将。 至德二年（757年），当史思明捧着安庆绪的人头请降时，唐肃宗竟大喜过望，封他为范阳节度使，让杀了唐军十几万的叛将继续带兵。这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不仅没截肢，还把蛇养在了被窝里。 当时的朝廷实在太虚弱了。潼关失守时，长安百姓连锅碗都来不及带，跟着皇帝往四川逃，沿路饿死的人躺满沟壑。平叛军的粮草要靠江南船运，可汴河被叛军堵了十年，运到长安的米价涨到斗米千钱。 肃宗急红了眼，先是借回纥兵，答应破城后任其抢掠，洛阳百姓刚赶走叛军，又被"盟军"烧了三天三夜。接着又想招降省事，觉得只要叛军放下刀，天下就能太平。 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名义上结束。但河北大地的景象让人心惊：田承嗣在魏博镇，把自己的雕像立在祠堂里，让百姓磕头；李宝臣在成德镇，把赋税全揣进自己腰包，朝廷派去的刺史连衙门都进不去。 这些曾经跟着安禄山造反的将领，被封为节度使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唐朝派来的监军，然后在辖区内"自署文武，不输贡赋"。 朝廷为了让他们听话，还要反过来赏赐——代宗年间，魏博镇一年截留赋税150万贯，而中央全年收入才100万贯。 这种妥协像滚雪球一样失控。大历年间，吐蕃打到长安城下，代宗仓惶逃跑，调河朔三镇的兵勤王，田承嗣却以"马瘦粮缺"为由按兵不动。 朝廷这才明白，这些节度使名义上是唐臣，实际上是独立的土皇帝。 为了制衡河北藩镇，朝廷又在中原新设了二十多个节度使，结果藩镇总数从战前的10个涨到40多个，形成"你割据我也割据"的恶性循环。 经济的崩溃比军事更彻底。天宝年间全国有5300万人口，乱后只剩1700万，洛阳到开封的路上，走几百里见不到人烟。 江南虽然没打仗，但漕运被藩镇卡住，刘晏改革漕运后，每年好不容易运到长安百万石米，还不够禁军吃。 德宗年间，泾原士兵因为发的糙米太差哗变，冲进长安喊着"皇帝老儿的钱都喂了藩镇！"，吓得德宗躲进奉天城，最后还是靠另一个藩镇李克用的兵才解围。 最绝望的是边疆。为了平叛，唐朝把河西走廊的15万边防军全调回内地，吐蕃趁机占了陇右，丝绸之路断了，长安西边的城门天天紧闭。 回纥骑兵在长安城里公开抢劫，刺史不敢管，因为朝廷还要靠他们对付吐蕃。曾经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变成了谁都能踹一脚的破屋子。 这个错误的根，在于朝廷把"止戈"当成了"长治"。他们以为只要给叛将官做，就能换来太平，却不知道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就像郭子仪说的："河北诸镇，名为唐臣，实为胡虏。" 当河朔的百姓只知道节度使而不知道皇帝，当江南的赋税养肥了藩镇的军队，唐朝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直到黄巢打进长安，僖宗才发现，能调的兵只有沙陀人李克用和朱温——而这两人，最终成了唐朝的掘墓人。 这场妥协的多米诺骨牌，从肃宗接过史思明的降表时就开始倒塌。朝廷以为是权宜之计，却不知道每一次姑息，都是在给帝国的棺材钉钉子。 八年间死了三千多万人的教训，终究没能让唐朝明白：对分裂势力的每一次退让，都是对统一的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