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为研究激光陀螺，高伯龙先生埋头苦干几十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钱学森先生把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纸片交给国防科大，就这么点线索，要造出能给武器装备导航的核心部件，难度不亚于让没见过汽车的人造火箭。 那会儿国际上都在抢着研究这个技术，美军已经把它用在越战的精确制导武器上，而咱们国家要是搞不出来，将来在国防上就得处处受制于人。 更让人犯难的是，国内好几家科研单位试过之后，都因为突破不了关键技术纷纷放弃，连国外有些机构也中途停了项目，都说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伯龙那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本来是教物理的，接到这个任务后没半点犹豫。他心里清楚，核心技术买不来也求不来，别人不干，咱们不能不干。 凭着扎实的数理功底，他算了又算，最后提出了一个和美国不一样的技术方案 —— 四频差动激光陀螺。 这个想法一出来，质疑声就没断过，不少人说他异想天开，国外都成熟的路子不走，偏要搞没先例的东西，甚至有人直言 “国外干不成的，你们也别瞎忙活”。 可高伯龙认准了一个理，按当时国内的工艺水平，跟着国外的路子走，几十年也未必能成，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有机会突破。 研究刚开始，条件差得难以想象。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就把废弃的食堂改造一下凑合用；没有高精度的检测设备，就自己画图、找材料，一点点打磨制造；没有合适的软件，年过花甲的他从零开始学电脑语言，亲手编写程序。 激光陀螺的关键部件需要极低损耗的镀膜技术，当时国内最好的设备也达不到要求，一批批膜片做出来又报废，光这个难题就卡了好几年。 高伯龙带着团队天天守在镀膜机前，半弯着腰盯着机器里的火光，稍微分心就前功尽弃，就这么实打实对着干，才慢慢摸出了门道。 最让人揪心的一次，是实验室样机鉴定的时候，突然出了故障。有专家当场就说这项目没希望了，劝他们赶紧收尾，别再浪费资源。 高伯龙没争辩，当场立下军令状：“一年内一定解决问题！” 接下来的三百多天里，他几乎泡在了实验室，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规律。 等一年后再次鉴定时，问题圆满解决，可他整个人瘦了足足十三公斤，头发也白了不少。 更让人佩服的是，美国当年早就放弃了四频方案，说这东西永远没法实际应用，可高伯龙硬是带着团队做到了，后来还成功用到了武器型号上。 这一干就是四十多年，期间有人来了又走，受不了这份苦和寂寞，可高伯龙从没动摇过。 他把实验室当成了家，春节都是在工作台前过的，老伴说跟他结婚几十年，主要任务就是反复热饭。 八十岁那年，长沙遭遇冰灾，实验室只有晚上供电，他顶着严寒，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积雪往实验室跑，整夜整夜地观察数据、指导学生。 就算到了退休年纪，他也没歇着，又盯上了新型激光陀螺的惯性导航系统，面对专家们的质疑，还是那句话：“只要国家需要，就接着干。” 2014 年，工程样机通过鉴定，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后来批量生产线建成，产品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陆、海、空、火箭军的主要武器平台都用上了这套自主研发的系统，咱们的武器装备终于有了自己的 “导航芯”，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直到 2017 年病重住院，高伯龙的床头还堆着厚厚的资料，学生来看他，他聊的还是研究中的问题。 当听说卫星首次搭载他们研制的激光陀螺发射成功时，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高伯龙先生这辈子，没追求过名利，穿着老式作训服和黄胶鞋，日复一日泡在实验室里。他用四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国家的硬实力不是靠喊出来的，是靠这样的人一点点拼出来、熬出来的。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顶住了质疑，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心里装的始终是国家的需要。 这样埋头苦干、为国担当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不管过去多少年，都该被我们永远记住、永远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