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玉芹，今天买点儿好的，买只烤鸭吧，咱们吃顿像样的。” 孙玉芹愣住：“家里哪有这个闲钱？你这几天怎么怪怪的？” 于敏笑着，没说太多话，他转身进屋，拢了拢衣服，指尖在内衬口袋里摸索片刻，掏出来一沓皱巴巴的钱，那些钱，是他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奖金，平时舍不得动，他把钱递给妻子，声音很轻：“今天，真值得庆祝。” 于敏这样的人，平常日子里不声不响，家里除了孩子的开销，剩下的钱都省着，平时买菜，他都和妻子一起去市场，谁也想不到，这个总是帮人挑白菜、和小贩讲价的男人，是中国氢弹理论的关键人物。 1967年6月17日凌晨，戈壁滩深处，试验基地还没亮起来，那个消息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于敏原本靠在椅子上打盹，听到消息后，眼里一下子亮了。 他坐直身子，和身边的同事对视一眼，没说话，嘴角却忍不住动了动，外面风大，墙缝吹进沙子，谁也没在意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一刻他等了太久，要不是亲眼见证，没人会相信，这个一直生活在低调和隐秘里的物理学家，能把世界难题啃下来。 1961年，他刚刚三十五岁，钱三强找上门，跟他说：“我们国家的氢弹理论，你来牵头做。”于敏没犹豫，点头答应下来，朋友劝他不要放弃自己原来那些有成就的研究方向，他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咱就干。” 家里人哪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几年，于敏总是突然消失，回家时带着一身风尘，饭桌上一句话都不多说，孩子有时候认不出他，妻子孙玉芹一个人操持家里，日子紧巴得很。 她常常想不明白，怎么丈夫明明有大学教授的本事，家里却总是这般清苦，于敏工资不高，每月五十多块，奖金更是少得可怜，那点钱，大多都用来补贴家用，剩下的都省着。 有时孩子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晚才回来？”于敏笑笑：“爸爸是在做点重要的事，将来你长大就明白了。” 他没办法多说，那时候，这些事全是国家机密，他的名字在单位里都成了“消失的人”，家里来过亲戚，问他干啥工作，他只说：“教书的，写点东西。” 其实，谁能想到呢？1960年代初，中国几乎一穷二白，搞氢弹，连国外最基础的资料都看不到，所有人全凭自己的脑子和一点点零散线索尝试。 队伍里只有一台老掉牙的计算机，用的还是别人剩下的机时，白天没得用，于敏就带人夜里偷偷去排队，有时候一等就是一整夜，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写满小本子，算出来的数据贴满了墙。 有人困得不行，趴在桌子上就睡，于敏拍一拍：“再坚持一会，这步棋走对了，接下来就顺了。”有时候，他也会叹口气，悄悄把冷水泼在脸上提神。 1965年，攻关最难的时候，外面正值“百日会战”，上海那台计算机，大家盯着屏幕一行一行等结果，于敏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夜里饿了就啃点馒头，就着冷水咽下去，有人问他：“你累不累？”于敏摇摇头：“现在还不是累的时候，等解决了再说。” 那些年，家里经济一直紧张，孙玉芹有时候晚上等丈夫回家，桌上只剩一碗素面，她问于敏：“你到底在做啥，咋连家都顾不上？”于敏只说：“快了，快了，过些日子就好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这“过些日子”，也许还很远，他最怕的，是辜负家里人。 直到1967年夏天，氢弹试验成功的消息终于传来，那一刻，于敏的心里像压着的大石头终于松动了，他没大声庆祝，也没和谁分享，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家里。 回家那天，他特意买了点水果，推开家门，阳光照在他脸上，他轻描淡写地说：“咱们买只烤鸭吧，今天值得吃一顿好的。” 孙玉芹还是那句话：“咱家哪有闲钱？再说了，氢弹爆炸那是国家的事，跟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于敏没多解释，只把那一沓攒了很久的钱递过去，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家的味道，其实很简单，于敏最爱吃的，就是烤鸭，那顿饭，家里人都记得很清楚，桌上摆着烤鸭，孩子夹了一块，孙玉芹嘴里嘟囔：“你今天真怪，平时都舍不得买这东西。”于敏只是笑，没多说，他心里明白，这一口鸭子里，有他十几年的坚持和心酸。 后来，氢弹成功的消息传遍全国，可于敏的名字，依旧没人知道，他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 他这一生，没出过国，也没拿过什么高薪，后来国家给他授奖，他总是说：“我只是无数人中的一个。”到了晚年，他写下那句诗：“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去世那年，国家给他评了“共和国勋章”，有人回忆起那只烤鸭，说那是中国科学家最朴素的幸福，其实哪有什么天才，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舍不得吃烤鸭的夜晚，和一个又一个说“快了快了”的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