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内，刘鼎正对着日军掷弹筒苦思。这不到3公斤的铁家伙射程达500米，而八路军战士需冲到五六十米内才能扔手榴弹，牺牲惨重。彭德怀直言：“必须造出咱们的掷弹筒！”曾搞地下工作与军工的刘鼎，自此扎进掷弹筒的研发中。 黄崖洞的秋天，风里带着硝烟味。刘鼎蹲在土坯房里，面前摆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几具日军掷弹筒，零件散了一地。他拿起一个撞针，在手里掂了掂，又用卡尺量了量，眉头拧成了疙瘩。这玩意儿看着简单，可里面的门道不少——筒身要轻，不然战士扛着跑不动；撞针的火候要准，早了炸不响，晚了打偏；最重要的是炮弹的引信，得经得起颠簸，不能半路掉链子。 他想起上个月在武乡前线，亲眼看见一个排的战士冲向日军碉堡，刚跑到三十米远，就被敌人的掷弹筒轰倒了七八个。剩下的人红了眼，抱着炸药包往上冲，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两个人。“咱们的战士不是不怕死，是不能白死啊！”彭德怀拍桌子说的话，此刻还在刘鼎耳边响着。 刘鼎不是第一次搞军工了。1929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他就帮红军修过手枪；长征路上，他背着一台旧车床爬雪山过草地，给部队造过子弹。可这次不一样，掷弹筒是技术活，光有股子拼劲不够，得懂材料、懂力学，还得有工具。黄崖洞兵工厂条件简陋，没有精密机床，没有优质钢材，连张像样的图纸都没有。 他先带着几个技术员把日军掷弹筒拆了个遍，记下了每个零件的尺寸和材质。然后找来铁匠铺的老师傅，用土法炼钢，可炼出来的钢太脆，一敲就裂。刘鼎急得嘴角起了泡，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后来他想起在苏联留学时，见过用灰口铸铁做零件，便试着用当地的铁矿石炼，又往炉子里加了点石灰石，没想到还真炼出了韧性不错的铁。 撞针是另一个难题。一开始他们用普通铁棍做撞针，可试射时不是打不响，就是炸膛。刘鼎趴在靶场边看了半天，发现是撞针的硬度不够，冲击力不够。他想起以前在兵工厂见过用渗碳法处理零件，便让人在铁棍外面裹上一层木碳，放进炉子里烧，再拿出来淬火。试了十几次，终于做出合格的撞针。 最麻烦的是引信。日军的引信用的是雷管加导火索，可八路军的炸药多是土制黑火药，导火索燃烧不稳定。刘鼎想了个办法，用铜皮做外壳，里面装雷管和少量高氯酸钾，再接上一根浸过蜡的棉线当导火索。 试射那天，战士们攥着拳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发射点。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炮弹呼啸着飞了出去，在五十米外的土堆上炸开，尘土溅起两米多高。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刘鼎却没笑，他蹲下来，捡起一块弹片，仔细看了看，说：“引信的燃烧时间还得调，太长了容易暴露目标。”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试验，第一批十具掷弹筒造出来了。彭德怀亲自到黄崖洞试射，他接过掷弹筒，瞄准三百米外的一棵枯树，扣动扳机。炮弹准确命中，枯树被拦腰炸断。他高兴地拍着刘鼎的肩膀说：“好！这才是咱们的‘土飞机’！” 可问题又来了。掷弹筒造出来了，可炮弹的产量跟不上。土法制造炮弹的工序复杂，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只能做三四个。刘鼎又带着大家改进模具，把原来的手工浇铸改成用铁模，还发明了“连环灶”，让炼钢炉的温度更稳定。到1941年初，黄崖洞兵工厂每月能生产二十具掷弹筒、五百发炮弹，基本满足了前线的需要。 这些掷弹筒在接下来的反“扫荡”中发挥了大作用。1941年11月，日军调集三万多人进攻黄崖洞，八路军用掷弹筒打掉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掩护兵工厂转移。有个叫王二牛的战士，用掷弹筒连续打出了十发炮弹，摧毁了三个碉堡，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临终前，他对身边的战友说：“别让我白死，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刘鼎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可心里踏实。因为他知道，每造出一件武器，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就少一个战士流血牺牲。黄崖洞的掷弹筒，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可它是用战士的血、用技术员的汗，一锤一锤敲出来的，是真正的“争气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