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并没有当场死亡，被抬回大帅府，临终前安排了三件事：第一：“这毫无疑问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救，必死无疑！”第二：“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正是这个原因，张作霖被炸后的十几天都秘不发丧。第三：“立马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之。” 咱们先看第一句：“这毫无疑问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救，必死无疑！” 这时候的张作霖，脑子比谁都清楚。虽然当时现场乱成一锅粥，有人说是南方的便衣队干的，有人说是意外，但他一瞬间就锁定了真凶。为什么？因为之前日本驻华公使就威胁过他，说要是奉军败回关外，日军就要缴械。再加上他此前死活不肯在出卖主权的条约上签字，甚至跟日本人拍了桌子。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想要他命的，只有那帮一直想吞并满蒙的关东军。 紧接着，最显功力的是第二句：“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 按照常理，大帅遇刺，家里人肯定得哭天抢地，手底下人得立刻挂白旗发丧。但这恰恰就是日本人最想看到的局面。关东军为什么要在皇姑屯动手？就是为了制造群龙无首的混乱，然后借口“维持治安”直接出兵占领沈阳。 张作霖这一手“秘不发丧”，直接把日本人给整不会了。 这就得提到大帅府里的五夫人了，在得知大帅已经咽气的情况下，她愣是把眼泪憋回去，浓妆艳抹地坐在客厅里。日本人派领事夫人来探听虚实，五夫人谈笑风生，还让人开了香槟，屋里甚至传出那是大帅在骂人的声音。 外面的日本特务一看这架势，彻底懵圈：这老张头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正是因为摸不透大帅府的底，日军集结在沈阳城外的部队愣是不敢轻举妄动。这一拖，就是十几天。这就给东北军争取了最宝贵的喘息时间，让整个沈阳的局势在极度危险中维持了一种诡异的平衡。 再看第三句：“立马召小六子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之。” 这是在交权。张作霖知道自己那个儿子张学良，虽然平时爱玩爱闹，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是唯一能扛起这杆大旗的人。他不仅明确了继承人，还特意叮嘱老兄弟们要“辅助之”。这实际上是在用自己最后的威望，压制军中那些蠢蠢欲动的派系，给张学良铺路。 你说张作霖回东北的行程那么保密，还三次变更时间，怎么就被日本人算得死死的？ 这就不得不提那个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了。为了搞到情报，她直接把目光锁定在了张学良身边的一个郑姓副官身上。一番色诱，枕边风一吹，张大帅的具体回程路线、时间、车次，就被日本人摸了个底儿掉。所以说，皇姑屯事件看似是偶然，实则是日谍情报网的一次精准猎杀。 大帅咽气后，沈阳城内暗流涌动。为了执行父亲的遗命，张学良也是拼了。他当时还在关内，得知消息后，为了躲避日军的截杀，竟然剃光了头，换上脏兮兮的衣服，化装成一个伙夫，混在部队里秘密潜回了沈阳。 直到张学良安全进了大帅府，接管了军权，大帅府这才正式挂白发丧。日本人这才恍然大悟。但这时候，沈阳全城戒严，东北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关东军再想动手，机会已经没了。 张作霖用自己的死，给儿子换来了平稳接班的机会。但这个班，并不好接。 张学良上台后，面临的第一个大考，就是如何处理父亲留下来的那帮“老叔”们，尤其是杨宇霆和常荫槐。 这俩人，特别是杨宇霆，那可是奉系的“大脑”，也是亲日派眼里的“希望”。在他们看来，张学良就是个只会跳舞抽大烟的公子哥，根本没放在眼里。 这里头有个特别玄乎的事儿，就是著名的“银元定生死”。 1929年1月的一个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又来逼宫，强行要张学良签字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张学良忍无可忍，但心里又纠结：杀吧，这可是先帅的老臣；不杀吧，这位置根本坐不稳。 据说当晚，张学良在大帅府的老虎厅里，手里捏着一枚银元，跟夫人于凤至说：咱们听天意，抛三次，如果是正面，就杀；反面，就不杀。 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一次，正面。第二次，还是正面。第三次，依旧是正面。 张学良自己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可能觉得这太邪门了，又改了规矩：再抛三次，如果是反面，那就杀。结果，老天爷像是铁了心要收杨宇霆，接连三次，全是反面！ 那枚银元，就像是张作霖在天之灵的一只手，推了张学良最后一把。那天晚上，老虎厅里枪声一响，杨常二人倒在血泊中。这就叫“杨常而去”，东北军的大权，这时候才真正落到了张学良手里。 回过头来看，张作霖这个人，你可以说他是军阀，可以说他出身草莽，但在面对日本人侵略野心的时候，他那股子“寸土不让”的劲头，确实是条汉子。 张作霖的遗嘱，保住了沈阳十几天，保住了东北军三年的稳定。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九一八事变最终还是来了。咱们现在回看这段历史，不得不感叹，那个没读过几天书的“胡帅”，在生命最后时刻展现出的政治智慧，确实让很多科班出身的政治家都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