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张金哲医生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突然拿起手术刀，咬牙划开了孩子的后背。妻子哭喊着扑上来：“你疯了！这是你的亲闺女啊！” 妻子的哭声撕心裂肺，手死死拽着张金哲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他的手也在抖，刀刃贴着女儿温热的皮肤，每往下划一分，都像在割自己的心。可他不能停，女儿的急性坏死性筋膜炎已经拖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病菌在皮肉下疯狂蔓延，再晚一步，这条小生命就真的保不住了。 那时候的北平，医疗条件差得让人揪心。像样的抗生素比金子还珍贵，医院里连台能用的消毒设备都凑不齐。张金哲跑遍了城里的大小药房，磨破了嘴皮子，也只换来几支效力微弱的消炎药。看着女儿的体温越烧越高，小小的身子肿得发亮，皮肤底下的筋膜硬得像块石头，他这个在外科摸爬滚打多年的医生，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他不是没想过送女儿去大医院，可兵荒马乱的年头，城里的医院要么被战火波及，要么挤满了伤兵，根本腾不出人手来救一个孩子。妻子瘫坐在地上，哭得几乎晕厥，嘴里反复念叨着“认命吧，认命吧”，可张金哲看着女儿微微翕动的鼻翼，怎么也说不出放弃两个字。他太清楚这种病的凶险了，坏死的筋膜会一点点侵蚀肌肉和血管，最后连五脏六腑都逃不过。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切开皮肤，把坏死的组织一点点刮干净，哪怕这个过程，要冒着极大的感染风险。 没有无菌手术室，他就在自家的小屋里，把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用煮沸的开水烫过手术刀；没有麻醉药，他只能紧紧抱着女儿，在她耳边轻声哄着“囡囡乖，忍一忍就好了”，看着孩子疼得浑身发抖，小脸憋得发紫，他的眼泪混着汗水，一滴滴砸在手术巾上。妻子站在一旁，捂着嘴不敢出声，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心疼，却也知道，这是女儿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手术刀划开皮肤的那一刻，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那是筋膜坏死的味道。张金哲强忍着胃里的翻涌，手指稳得像钉在桌上的钉子，一点点剥离坏死的组织，每一下都精准得不能再精准。他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不只是一把刀，更是女儿的命。窗外的天慢慢黑了，屋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映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也映着女儿渐渐平稳下来的呼吸。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最后一块坏死组织被清理干净，当他颤抖着手缝上最后一针时，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他几乎虚脱地瘫坐在椅子上，看着女儿胸口慢慢起伏的弧度，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妻子连忙扑过去，摸了摸女儿的额头，惊喜地喊出声：“烧退了！烧真的退了！” 后来，女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场惊心动魄的家庭手术，也成了张金哲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很多人问他，当时哪来的勇气，敢在自己女儿身上动刀。他总是笑着摇摇头，说那不是勇气，是身为父亲的本能，也是身为医生的责任。 那个年代的医生，哪一个不是在刀尖上行走。缺医少药的日子里，他们靠着一双巧手，一颗仁心，硬是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张金哲后来成了中国小儿外科的奠基人，救治过无数患病的孩子，可他总说，这辈子最难的一台手术，还是1948年那个夜晚，在自家小屋里，为女儿做的那一场。 他常对身边的年轻医生说，行医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有时候，你要面对的不只是疾病，还有资源的匮乏，还有人心的恐惧，可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医生就不能停下手中的刀。因为那把刀，连着的是医者的仁心，是病人的希望。 那个夜晚的煤油灯，那个颤抖的手术刀，那个哭到失声的妻子，还有那个从鬼门关里被拉回来的小女孩，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它见证了一位父亲的爱，也见证了一位医生的坚守，更见证了那个艰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