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这一天，蒋介石在做什么？
1949年10月1日。这天上午，北京城里处处洋溢着激动人心的氛围，各界群众心潮澎湃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而在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里，蒋介石却眉头紧锁，焦头烂额。
当时的他，手里其实捏着一个筹划了几个月的阴谋——“天火计划”。
早在8月份，蒋介石就和周至柔、顾祝同在广州开了场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这个针对开国大典的轰炸计划。他们打算在10月1日当天，集结12架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沿着海岸线躲避雷达，直扑天安门及周边重要目标。为了这事，国民党空军派了多波次侦察机去测绘，飞行员也在复杂气象下反复演练过了。客观来讲，当时解放军的防空预警系统还不完善，手里只有缴获的十几架破旧飞机，这个偷袭计划是有很大威胁的。
到了10月1日凌晨2点，12架轰炸机已经挂满炸弹、加满燃油，飞行员全都在驾驶舱里待命。可是，空军司令周至柔一遍遍打电话请示，蒋介石的回复全都是含糊的“再等等”。
他在等什么？他在等大洋彼岸的一通越洋电话。
当时的宋美龄正在美国，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四处奔走，企图游说美国高层提供军事援助。直到凌晨5点，电话终于通了。但宋美龄带回来的消息却像一盆冷水浇透了蒋介石：美国总统杜鲁门只承诺给4亿美元的援助，并且明确表态“不赞成采取极端军事行动”。
这通电话直接掐住了老蒋的命门。对于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来说，美国的装备补给和财政援助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旦因为强行轰炸惹怒了美国人，导致关系破裂，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
早上6点半，周至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再次打电话催促：“机组已经待命4小时了，再不起飞就会影响任务完成。”老蒋依旧死咬着没松口。到了上午7点，周至柔打来最后通牒：“校长，再不起飞，就不能按时到达北京了！”
电话这头，蒋介石沉默了许久。他心里有愤怒，有不甘，但最终理智战胜了疯狂，他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四个字：“任务取消！”
就这样，一场可能毁坏历史的轰炸行动，在最后一刻被踩了刹车。当天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顺利举行。
咱们平心而论，蒋介石取消计划，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这背后充满了多方权衡的考量。
他在日记中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如果轰炸天安门，必然会波及旁边的故宫。历史上项羽烧阿房宫、英法联军烧圆明园，全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他写道“吾若为之，将永遭国人唾弃”。 诚然，日记多少带有自我美化的成分，但这确实代表了国民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顾虑。当时连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都极力反对，认为轰炸平民庆典违背道义，毁坏文化古迹只会让民众更加痛恨他们，彻底沦为中华民族的公敌。
更为致命的是军事上的底气不足。轰炸机从新竹飞到北京，往返航程超过3000公里，空中要飞将近8小时，中途根本没法加油。而且，解放军情报部门早就掌握了轰炸计划的关键信息。聂荣臻元帅当时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全部载弹飞行。只要国民党飞机敢来，直接在空中迎战。加上天安门周边早已调集了大量高射炮兵，组建了严密的防空火力网。面对这种阵势，机组人员几乎没有生还可能。蒋介石手里的空军家底已经捉襟见肘，他根本输不起这最后一点本钱。
当开国大典的礼炮在北京鸣响时，蒋介石在广州的公馆里沉默不语。他心里其实已经明白，大陆再也没有他的栖息之地了。
随后的几个月，他一路逃往重庆，企图凭借蜀道天险组织“川西决战”。但解放军的攻势锐不可当，二野和18兵团几路并进，川东防线瞬间瓦解。11月30日，蒋介石逃到成都，住进北校场军校。眼看大势已去，他在12月7日签发手谕，命令将政府机构全部迁往台北。
关于最终的退路，当时内部其实有很多分歧。胡宗南提议去西康，因为那里还有45万大军；秘书主任黄少谷建议退守海南岛。最终，浙江大学张其昀教授的“台湾方案”被采纳。 台湾不仅有海峡天险，气候适宜，资源丰富，而且有日占时期留下来的基础设施，国民党在海空军方面也占有相对优势。早在1946年，蒋介石初访台湾时就曾感慨这是一块“净土”，想把它打造成推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为了生存，老蒋在逃离前可以说是把家底掏了个干干净净。他下令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23万多件文物珍品，连同中央银行储备的价值约5亿美元的黄金、银元及外汇，全部秘密运往台湾。此外，还有大批机器设备和大约200万军政人员、技术人才陆续跨越海峡。
1949年12月13日深夜11点左右，蒋介石为了安全脱身，玩了一出“障眼法”，把两架座机分别停在新津和凤凰山机场迷惑视线，自己则趁着夜色从新津机场起飞，直奔台湾。从此，他再也没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