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章士钊说共产党不能学宋太祖杀功臣，毛主席一句话救了他。
这时候章士钊已经76岁了，经历过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的人，开口依然是这个直劲，半点没有收敛。

要弄明白章士钊是什么脾气，1925年那件事最能说明问题。那一年，章士钊在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闹起来了，要求驱逐强硬的校长杨荫榆。

章士钊不理会学生的诉求，直接宣布解散女师大，把整个北京教育界都惹翻了。鲁迅那时在女师大授课，当场站到学生那边，在《华盖集》里接连写文章点名批章士钊，措辞毫不客气。章士钊没有示弱，两人在报刊上来回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

1926年3月，北京学生请愿遭镇压，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在事件中遇难，鲁迅随即写下《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后来进了中学课本，而事情的起点，恰恰是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期间的那次决定埋下的。

认准了的事不退步，是章士钊一辈子不变的风格。

更早些时候，1914年，章士钊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那年正值甲寅年，杂志便以此命名。袁世凯当时逐步独断专行，章士钊在《甲寅》上大量刊发反对称帝的政论，文章通过秘密渠道流入国内，在知识界影响深远。

胡适后来公开承认，正是《甲寅》的文章启发了他对文学改良的思考。然而颇为意外的是，进入1920年代之后，章士钊反而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激烈反对者，认为文言文是中华文化不可丢弃的根本载体，跟胡适等人的主张正面冲突，双方在报刊上来回论战多年。支持章士钊的声音不多，章士钊照样写，态度始终不软化。

1932年底，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那时候的陈独秀，共产党开除了他的党籍，国民党要审判他，处境极为孤立。章士钊接受委托出庭辩护，替这样一个被告站到法庭上，在当时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勇气。

1933年4月庭审那天，陈独秀当庭拒绝认罪，发表了一篇不卑不亢的声明，章士钊随即从法律程序与罪名认定角度一条条辩驳。陈独秀最终还是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1937年抗战爆发后获释。那次庭审的记录至今存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章士钊出庭辩护这件事，和当年他劝说奉系军阀不要杀李大钊一样，都是同一种性情驱使——见不得强权对个人的不公，哪怕明知结果难改，也要说那句话，站那个位置。

这种性情，在1957年的政协会场上再次发作。

那次座谈会本来气氛并不紧张，各民主党派代表轮流发言。章士钊坐在会场里，听着听着就坐不住了，站起来先说了一段关于果子从内部腐烂的判断，随后直说那句话：共产党不能学宋太祖那套，得了天下就把功臣收拾掉。话音落下，全场都静了。

批判很快就来了，帽子一顶接一顶地往章士钊头上扣，有人拿他在北洋政府当过教育总长说事，有人要把他列进"大右派"名单。章士钊当场发了火，说要给毛泽东写信，当晚就把信送出去了。毛泽东看完，说了一句"章行严另当别论，不是恶意"，批判的声浪慢慢退了下去。

毛泽东对章士钊了解得深，知道这位老先生的话向来不是为了攻击，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两人之间的情分从1920年的两万银元算起，已过了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