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中医说："3到5年之内，人类面临大洗牌。你要做的就是护体，务必强化你的免疫系统。修心养性，不急不躁，不让任何人拿走你的能量。"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季羡林。他是北大副校长，国学大师，活了98岁。一辈子没生过大病，没跟人红过脸。

季羡林1935年从清华考出来，公费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专攻梵文、巴利文，导师是德国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

原计划三四年学完就回去，谁料1939年德国对波兰开战，欧洲的口子一下子封死了。回国的船没得坐，公费补贴也断了，季羡林就这么被困在哥廷根，一困就是将近六年。

那段日子，盟军的炸弹隔三差五往德国城市里扔，防空警报一响，季羡林就得跑进防空洞蹲着。他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山东老家的家人是不是还在。

可季羡林没有停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啃梵文文献、整理吐火罗文残卷，1941年顺利在哥廷根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考核语言是德文和拉丁文，评语写的是"优秀"。

1945年德国战败，1946年季羡林辗转绕道瑞士和法国，坐船回到中国，口袋里几乎是空的，带回来的是十年攒下的学术笔记和手稿。

回国没多久，当时的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见到季羡林，当场邀请季羡林加入北大，并提议新建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这个学科当时中国没有，人才几乎是零。

季羡林接了，1946年秋正式受聘北大教授，亲手创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这个职务一做就到了1983年。系里梵文、印地语、缅甸语、越南语的课程，都是季羡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点点搭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季羡林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塞进北大的牛棚。每天扫厕所，站太阳底下，挨批斗，写检查。可以说是把人往死里整。

就是在牛棚里，季羡林偷偷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一点一点往外译，没纸就写在烟盒背面，没灯就凑着月光抄，整整八年，二百万字。

多年后有人问季羡林，那段岁月恨不恨。季羡林说，恨谁呢？恨别人是浪费，恨自己更没意思，能量得留给正事用。

1992年，八十一岁的季羡林坐下来把牛棚里的经历完整写出来，1998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书名叫《牛棚杂忆》。

书里没有声嘶力竭，季羡林的语气一直是平的，记下来，不为喊冤，只为让后人知道那段历史曾经发生过。

2001年，九十岁的季羡林住在北大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屋子里，家具是八十年代的，沙发塌了垫块木板接着用。每天四点起床写字，白粥馒头咸菜，午觉，看书，晚上九点关灯。没有应酬，没有饭局。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走了。走之前让人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个头衔全摘掉，说：摘掉这三顶帽子，还我个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