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因父亲打耳光愤然离家，十九年后带妻回家探亲，家中只看到哥哥与嫂子！
1929年仲春，赣江水位刚过石阶，吉安城外的佃农正为来年种子发愁。地主要六成实收，欠租的账簿压得人喘不过气，无地户只能把孩子往城里送。吴家就是如此：老父在码头挑担多年，总算凑钱赎回三间旧屋，却依旧没有一垄自留地。
家里长子早年去油坊做学徒，勉强糊口；次子吴富善十六岁，被送进布行“学手艺”。所谓学艺，说白了就是杂役：挑水、烧火、通宵守柜，挨骂多，动剪刀少。晚上伙房灯昏，他常听年长伙计议论城里贴出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那一年，南昌方向的枪声隔几日就能传来。贫与困撞在一起，少年脑子里便有了“换个天地”的念头。

1927年的“四一二”清党使大批地下组织转入山乡。赣西南特委在万安、永丰一线招募队伍，宣称要“插红旗到吉安”。吴富善悄悄跟上去，冬夜里宣誓入党。部队初成规模时不过数百人，却敢在蒋冯阎混战正酣时摸向吉安外围，点燃了漫山松脂火把。火光照着青年的脸，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布行里递茶水的小伙计。
转年夏天，部队在禾口圩休整。家里的亲戚带来口信：“你爹找你，务必回趟家。”那晚，父子俩隔着一盏桐油灯低声交谈。老父说：“咱家好不容易有瓦遮头，你别再折腾。”儿子回答：“要是大家都怕折腾，穷人何时抬头？”父亲叹了口气，又压低声音：“造反是要杀头的，你哥嫂还在等你撑门。”灯花炸响，他扬手给了儿子一巴掌。屋外的虫鸣突然停了，空气僵住。父亲抖着手放下话：“从今往后，你的事我管不了。”青年默默背起卷打，拂晓前踏上南去的山路。

自此十九年，南昌、瑞金、遵义、延安，地图上的红线像是被风吹动。突围时馒头掰成三份，行军时脚掌磨出水泡，几次子弹擦颈而过。长征落脚陕北后，番号更迭，地方队伍并入中央红军序列；抗战爆发，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1942年他从太行山给家中寄出短短数句：“平安。勿念。”邮路却早被封锁，信笺像石头扔进深潭，没有一点回响。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战云骤起，部队奉命北上，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海雪原里，炊事班的铁锅半夜常被寒风吹得作响。打下沈阳后，队伍扩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1949年春，长江以北炮火尚未熄灭，军部已接到南下命令。此时吴富善的肩章上多了一颗星，他是军政委，要管人也要管粮。行前，他向组织提出一个请求：“歼灭长沙守敌后，能否给我三天假？我要回老家看看。”批准下来的批条只有六个字，“速回，三日归队”。简短，却让他心头发热。

8月，战事初歇。他携妻子登舟溯江，日夜兼程。抵家时，土墙已有裂缝，门槛斑驳。推门一看，炊烟照旧，却少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大嫂红着眼说：“爹娘都走了，母亲三年前病重，你寄的信直到她咽气都没收到。”厨房角落里，旧木箱上摆着一双打着补丁的草鞋，那是父亲留下的最后遗物。屋外，稻田仍在，田主却换了名号，乡亲们说今年要分地。

夜里，兄弟几人围炉煮红薯。大哥夹起一块递来，“忙完了，就多住几天。”吴富善摇头：“部队还在等，我得走。等忙完那边，我会把家里地契拿来，对咱们没用了，留乡亲作数。”妻子轻轻应声：“回头咱再来看哥哥嫂子。”火苗跳动，映出几张被岁月拉扯得粗粝却平静的面孔。
第二天清晨，村口青石道上留下两行新鞋印。老屋的门板半掩，风吹动帘布，尘埃在阳光里浮动。村人后来常提起：那年秋稻大丰收，分田到户的榜单贴在祠堂前，吴家兄嫂按了红指印。至于那位走了十九年的二当家，只在腊月里又寄回一封信，信里说：山河已定，家里只管把稻谷种好，明岁正月，他争取再请三天假，回来补做一桌团圆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