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6日，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姜登在滦州城遭郭松龄处决，韩麟春后来为姜登选迁坟开棺时，只见棺木内壁布满血痕，指甲崩裂的痕迹清晰可见。
在很多人看来，姜登选之死，不仅是民国军史上著名的同室操戈，更是郭松龄的败亡伏笔。

事件的经过并无太多戏剧性。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正式通电反奉，当场扣押不肯附和的三十余名师旅长，次日姜登选从天津乘专车回奉天，途经滦州站。
据郭松龄副官长马之福回忆，郭松龄起初略有犹豫，让副官出面请姜登选下车暂住一晚，姜登选察觉气氛不对，执意要直驶沈阳，郭松龄随即下令强行将他扣下，安置在车站旁的民房里。
姜登选当夜写了亲笔信给郭松龄，提及“彼此共事多年，前在黑、粤两省，所以提携者甚至，并无相负之处”，请求当面一谈，郭松龄始终拒而不见。
到了起兵后的第五天，郭松龄不顾幕僚劝阻，下令将姜登选枪决。卫队营长齐振林在《郭松龄反奉亲历记》中记下了姜登选的最后一句话：“茂宸，你这样做，太不仗义了。”

郭松龄杀姜登选，派系矛盾是主因。
奉系内部素来分三股势力：以张作相、吴俊升为代表的绿林老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核心的士官派，以及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
士官派多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得张作霖信任，把持着总部决策与人事大权；陆大派出身国内军校，依附张学良，掌握着前线最精锐的作战部队。
张作霖惯用权力平衡术，让两派互相牵制，1923年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成立，姜登选任副监，郭松龄任副参谋长，两人在部队整编、人事任免上屡屡爆发正面冲突，郭松龄主张裁汰老弱、重用军校毕业生，姜登选则处处维护士官派利益，双方积怨日深。
两人撕破脸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张学良晚年直言，郭松龄因自己负责的山海关正面久攻不下，要去增援姜登选、韩麟春的九门口方向，心里本就憋着怨气，到前线后又因一个团长的处置问题与姜登选大吵，盛怒之下竟要连夜将部队全部撤走，最后是张学良连夜赶至军营，苦劝半天才将事态压下。
不久，战后论功行赏成了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
张作霖将江苏督办一职给了杨宇霆，安徽督办给了姜登选，立下头等战功的郭松龄却寸土未得。在郭松龄看来，自己在前线出生入死，士官派在后方坐享其成，完全是杨宇霆、姜登选在张作霖面前进谗言排挤自己。

在老黑看来，郭松龄杀姜登选，最赤裸地暴露了郭松龄性格中的致命缺陷。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曾评价郭松龄“性刚愎，自用自专，不能容人”。从私谊上说，姜登选与郭松龄早年同在朱庆澜麾下共事，有同门旧情；姜登选本人在奉系内部素来以宽厚著称，不贪财、不树敌，即便对郭松龄的部属也多有包容。
从政谋角度看，姜登选本是郭松龄手里最好的一张牌：可以扣押为人质，逼迫张作霖投鼠忌器；可以劝降，用来瓦解士官派军心；哪怕放其归去，也能落下念及旧情的名声，争取中间派同情。
但郭松龄选了最愚蠢的一种处理方式，这不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决断，而是非常狭隘的情绪宣泄。
张学良后来评价郭松龄“比女人还小器”，始终把个人恩怨置于政治大局之上，格局根本撑不起野心。

果然，姜登选的死讯传开，立刻就成了郭松龄反奉的转折点。
原本士官派中不少人对杨宇霆专权也有不满，对郭松龄的主张持观望态度，姜登选被杀后，所有人都看清了郭松龄的行事逻辑——只要非其派系，即便素有贤名的老同袍也说杀就杀，于是纷纷主动请战，要求为姜登选复仇。
以张作相、吴俊升为首的老派本还在犹豫是否全力出兵，见状也彻底打消了和谈念头，他们很清楚，郭松龄连姜登选都容不下，真打进奉天，这帮跟着张作霖起家的老兄弟更不会有好下场。
郭松龄起兵前与冯玉祥、李景林订有密约，约定共同反奉、平分地盘。李景林原本就对郭松龄心存忌惮，得知姜登选死讯后更是脊背发凉——姜登选与郭松龄有多年旧交尚且落得如此下场，自己这个半路结盟者，将来难保不会被卸磨杀驴。没过多久，李景林便宣布背盟，扣押郭松龄留在天津的家属与辎重，转而与张作霖联手，直接切断了郭松龄的后路。
更致命的是郭军内部的军心涣散。郭松龄麾下部队本就是奉军底子，很多中高级军官与姜登选有旧交，不少人当初跟着反奉，是相信“清君侧、止内战”的口号，以为只是反对杨宇霆。姜登选被杀后，很多人才意识到这不是内部整顿，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兵变，开始暗中盘算退路。到巨流河决战时，炮兵司令邹作华下令停火，各级军官纷纷倒戈，与姜登选之死带来的人心动摇有直接关联。
历史学家唐德刚就说过：“郭松龄杀姜登选，是他反奉战争中最愚蠢的决定。他不仅失去了同门之谊，也失去了奉军内部很多原本同情他的人的支持。”

从滦州枪响到巨流河兵败，前后不过一个月。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随即被枪决，张作霖下令将其夫妇曝尸三日，告示上特意写明“为姜登选诸将复仇”。
郭松龄本以为杀姜登选是扫清反奉障碍，是炫耀武力，实则是用最极端愚蠢的方式，将所有可以争取的力量全部推到了对立面，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