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号早上，于英生送完儿子上学回家，妻子还在床上躺着。几个小时后，她死了。现场没撬锁痕迹，门是反锁的，可警察觉得——最该被怀疑的就是他。
 
 
1996年12月2号，星期一，安徽蚌埠，那天早上，于英生骑着自行车把七岁的儿子送到学校，自己赶去上班。他是蚌埠市东市区的区长助理，34岁就当上副处级，前途正亮。
 
 
中午放学，韩露的父亲去接外孙，推开门闻到一股浓煤气味。卧室门口摆着个煤气罐，阀门开着，旁边点了根蜡烛，床头柜抽屉被拉开，东西散了一地。掀开被子，女儿韩露已经没气了。
 
 
警察很快到场，门窗没撬痕，门从里面反锁，屋里没明显打斗痕迹。韩露双手被电线捆着，法医鉴定是被被子捂住口鼻窒息死亡，体内还提取到了精液。
 
 
20天后，于英生被刑事拘留。办案逻辑很简单：这是你家，门没坏，你最后一个离开，不是你还能是谁？
 
 
于英生后来跟媒体讲，他被连审七天七夜，不让睡觉。警察问他精液是谁的，他说不知道。最后DNA报告出来，精液跟于英生完全不匹配。但案子还得往下办。
 
 
他后来神志不清，警察让他“假设”作案过程，他顺着话头分析了几句，这几句后来成了定案依据。他八岁的儿子做了三份证言，都说爸妈从不吵架，可这些没改变任何事。
 
 
律师张跃接手后，发现一堆问题。作案时间对不上，从幼儿园到于英生家再到单位，中间只有10分钟，要完成杀人、捆人、伪造现场、搬煤气罐点蜡烛，还得赶着打卡，根本不可能。
 
 
而且口供前后矛盾，点蜡烛用打火机还是火柴，煤气罐怎么搬的，每次说法都不一样。液化气罐上没做指纹鉴定。
 
 
电话线一开始没提，后来警方说断了，于英生承认是自己拽的，可鉴定结论说是被剪断的。
 
 
最大的疑点是精液——DNA明明不是他的，警方却解释成“从外面捡来伪造现场”，律师反问：周一早上忙着上班，上哪去捡这东西？
 
 
还有梳妆台抽屉边缘提取到两枚陌生指纹，不属于于家任何人。这些疑点摆在眼前，案子还是判了。
 
 
1998年一审于英生被判死缓，上诉后发回重审，又判死缓，再发回，第三次改无期，2002年省高院维持原判。六年六审，于英生进了监狱。
 
 
看守所里他得了疥疮，求着用硫磺皂洗个澡，管教不给，除非认罪。他不认，身上抓烂了。后来驻所检察官偷偷给了一块，洗了一次就被没收。冬天有管教让他光着身子，让死囚用冷水淋，一淋三小时。
 
 
2000年市政协委员视察，他哥哥于宁生跟着队伍，在过道上朝下面号房喊弟弟名字，听见一声哭腔喊“哥”。那是四年后第一次见面，于英生脸上带着伤——前几天冲到门口喊冤，被打了。
 
 
于英生在监狱不唱歌，不穿囚服照相，说那东西不该出现在他生活里。他靠一个念头撑着：妻子比他更冤，他死了，真凶就会逍遥法外。
 
 
外面，父亲于道欣从60岁开始一趟趟跑北京、跑合肥，跑了十几年。2005年省检察院有检察官跟他说：“案子9年了，您急也没用，即使法律错了，纠错也是漫长的。”
 
 
老人没等到那天，倒在了申诉路上。哥哥于宁生接着跑，十几年花了几十万。
 
 
2012年，安徽省检察院提请最高检抗诉。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再审宣判：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有排他性，撤销原判，宣告于英生无罪。
 
 
这时，他已经被关了17年。
 
 
无罪后几天，他恢复了公职，成了主任科员，级别跟17年前一样。但是当年跟他一起被培养的干部里，有人已经当了副市长。
 
 
2013年11月27日，真凶落网。
 
 
凶手叫武钦元，当时是蚌埠一名交警。他供述那天窜到韩露家起歹念，用枕头捂死她后伪造现场。那两枚被忽略的指纹和那份不属于于英生的DNA，成了锁定他的铁证。2015年一审死刑，2016年二审维持。
 
 
于英生最终拿到国家赔偿和补发工资共一百多万元，在蚌埠能买好几套房。可他51岁了，头发白了一半，没了完整的家，没了17年。
 
2015年1月，公安局微博公开道歉，启动错案追责。于英生去父亲坟前磕了头。
 
 
17年前的12月2日，他送完儿子上学，跟妻子说了最后一句话，17年后的同一天，他终于能告诉九泉之下的妻子——凶手抓到了。
 
 
可那个34岁的父亲、那个被所有人看好的年轻人，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