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之初的1952年，担任某军副军长兼鲁中南军区司令员的开国少将贺健，时隔二十多年第一次回乡探母。


1952年秋天，贺健从山东动身回湖北。说起来，他离开黄安老家已经整整二十二年，中间不是不想回，是实在回不成。


那年他十七岁，本名还叫喻安良。贺健走的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从灶台上摸了两个冷红薯，在碗底留了张字条，说去汉口当学徒。


母亲醒来后追到村口，晨雾里只看见一群穿草鞋的年轻人转过山坳。她站在那里喊了一声，山那边没人答应。


这一走就是二十二年。贺健先在鄂豫皖打仗，后来又跟着队伍长征、抗战，再后来在山东一带整训。


这些年里，他不是没往家捎过信，但战乱年月，信大多到不了。1949年后他留在山东，职务是副军长，又兼着鲁中南军区的事，整天忙得脱不开身。


直到这年秋天，他终于请了假，买了一张从济南到武汉的火车票。


从武汉换汽车到黄安，路颠了整整一天。进了县城，贺健没让司机再送，带着个警卫员沿着土路往村里走。村子变化不算大，还是那些低矮的土坯房，村口那棵老槐树倒是更粗了些。


院子门虚掩着。贺健推门进去，看见一个老人正蹲在院子里翻晒红薯干。她穿件打补丁的蓝布褂子，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背有些驼了。


贺健站在那儿，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半晌才喊出一声：“娘。”老人没听见，或者听见了没反应过来，手里还忙着用木耙翻动竹匾里的红薯片。


贺健往前走了两步，声音大了些：“娘，我回来了。”


老人这才慢慢转过身。她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穿军装、戴军帽的中年人。贺健脸上早年有道伤疤，身材也高大了许多，和当年那个瘦削少年完全不像。


老人看了他好一会儿，摇了摇头，又低下头去拨弄她的红薯干。“首长，你认错人了。”老人的声音很平静，“我儿子当红军去了。”


贺健蹲下来，伸手去握母亲的手。


“娘，是我，安良啊。”


老人的手僵了一下。她再次抬起头，盯着贺健的眼睛看了很久。贺健把军帽摘下来，露出鬓角的白发。老人伸手，指尖碰到他的眉毛，又往下移，摸了摸他脸上的疤。


“你真的是安良？”老人问。


贺健点了点头。


老人突然扬起手，在他胳膊上重重打了一下，接着又打了一下。打完，她转过身去，从怀里摸出块旧手巾，捂在脸上。


贺健就那么蹲着，眼泪流了满脸。


那天傍晚，母亲要杀家里那只老母鸡。贺健要去拦，母亲说：“别动，鸡是我养的，我说了算。母亲一边舀水一边看他，目光在他脸上移来移去，好像怕他一眨眼又不见了。


晚上，同村的老人过来看热闹，说：“安良啊，你可算回来了，你娘这些年没少受罪。”贺健听着，没说话，只是给老人们递烟。母亲坐在一旁，忽然开口：“别说这些。”屋里安静下来。


贺健知道，他走的那几年，白军来过家里好几次。有一次把母亲抓去，问她儿子去哪了。母亲说：“死了。”人家不信，打她，她还是那句话：“死了。


在家住了三天，贺健必须走了。军区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临走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发现母亲更早，已经在院子里把他的军服洗好晾上了。阳光照在军服上，水珠往下滴。


贺健走到母亲跟前，说：“娘，我走了。”


母亲没看他，正在喂鸡，抓了一把糠往地上一撒：“嗯，走吧。公家的事要紧。”


回去的路上，贺健一句话也没说。火车到武汉时，天已经黑了。他望着窗外黑漆漆的田野，忽然想起离家那个早晨，母亲追到村口喊他的样子。

信息来源：将军母子情